改革開放30多年來,代表著中國傳統精華的鄉土中國正在發生著深刻的社會變遷。由于我們尚未有現成理論和概念可以套用,造成經驗描述性、總結性成果大量涌現,理論創新鮮見。僅就農民城鄉流動問題而言,即有“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離土不離鄉”、“城鄉二元結構”、“新生代農民工”等話語主題。總之,有關中國農村社會問題研究所顯現的特點一直是經驗研究不少,而理論概括不足,直至我們在2011年第1期《讀書》上讀到《從熟人社會到“無主體熟人社會”》一文,才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理論苗頭的出現。無主體熟人社會的提出可以說使得費老的《鄉土中國》中的很多觀點有了時代的呼應,讓我們看到中國鄉土社會在現代化中所體現的特點。
我們知道,熟人社會是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化所形成的一種很成熟的社會形態,由于現代化和都市化的作用,這個形態正在解體之中,可解體下的鄉土社會有何特點呢?無主體熟人社會給了一個形態或類型上的說明。
中國社會的現代化是在一個有著自身文明、歷史、思維和習性的社會中發生的。我個人一直認為傳統與現代在中國社會不能做兩極式的或二元對立的處理。許多學者將傳統與現代對立起來,似乎要現代就不能有傳統,有傳統就無法現代。但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呈現過這樣的特征,可見解釋中國的有效概念也應該是一個有張力的、交融性的概念。無主體熟人社會符合這一原理,因此它比較真實地解釋了中國鄉土社會的形態。
中國式的概念還有一個特點,即它們往往不是界定性的。如果套用社會學中符號互動論來講,就是帶有觸發性。所謂觸發性,就是我們建構一個概念不是為了對這個概念進行定義,然后將定義操作化,最后進行實證研究,而是提出一個引導性的概念,由此引發學者們對這個概念的深度思考,并隨著事物動態過程讓其內涵發生一定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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