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節源于中國1919年反帝愛國的“五四運動”，五四愛國運動是一次徹底的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也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1939年，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規定5月4日為中國青年節。下面是五四運動黑板報素材，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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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運動至今七十年了，臺灣島外的朋友，希望我談談五四。做為以思想家、歷史家自居的我，也自信能夠把這題目徹底的談一談，藉以糾正幾十年來大家對五四的錯誤認識。

　　我父親李鼎彝是五四運動后一年進北京大學的，他正趕上五四帶來的排山倒海，在巨浪之中，他和當時的許多人一樣，已經無法冷靜觀察這一運動，再予以評價。奇妙的是，晚他三十六年的我，卻在大江東去，浪淘盡五四人物的邊緣，得以冷靜的觀察了它。胡適、羅家倫，都是我認識的，五四時代，他們固一世之雄也，但在世亂飄蕩之際，他們都局促海隅，無復當年了。這些雕謝了的身影，更是我觀察五四的具體人證，使我在下筆時候，別有領悟。

　　胡適生前，我寫過一篇「播種者胡適」，其中指出一九一九年「有件事情對胡適來說可能是不幸的，那就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把胡適所希望的一個單純的文化運動轉變為政治運動，擾亂了他那為中國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礎的夢想，對這個夢想的達成而言，五四顯然是一條岔路。新文化運動本來該是針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而做的非政治的革命，當時那些健將們都相信唯有思想革命成功，政治革命才有了真正的保障，才不會一垮再垮。半路殺出五四運動，對新文化運動當然有「廣為流傳」的貢獻，但它也未嘗不是新文化運動的「罪人」，因為它使許多優秀的知識分子都紛紛忍不住了，紛紛忘了他們真正的深遠的使命了，他們不怕「任重」，但卻有點嫌「道遠」了。最后，他們終于暴露了狂熱的本質，選擇了感情的求近功的反應方式，大家都不肯再靜下心來研究問題了，大家都跑到十字街頭，投身到黨派的陣營里，高倡他們的主義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