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中唐時期重要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白居易詩歌的風格是什么樣子的呢？今天小編就為大家分解分解。

　　白居易作詩2800余首，有“詩王”之稱。他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閑適詩、感傷詩、雜律詩，前兩類體現著他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詠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于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 白居易的詩在當時流傳廣泛，上自宮廷，下至民間，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朝鮮）、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白居易的詩歌在日本的影響最大，他是日本最喜歡的唐代詩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說中常常可以見到引用他的詩文，可以說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才是中國唐代詩歌的風云人物。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白詩對后世文學影響巨大，晚唐皮日休、陸龜蒙、聶夷中、羅隱、杜荀鶴，宋代王禹偁、

　　梅堯臣、蘇軾、張耒、陸游及清代吳偉業、黃遵憲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詩的啟示。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于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后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采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長恨歌》《琵琶行》《賦得古原草送別》《錢塘湖春行》《暮江吟》《憶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憶元九》《直中書省》《長相思》《題岳陽樓》《觀刈麥》《宮詞》 《問劉十九》《買花》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等。

　　白居易詩歌的風格

　　（一）通俗

　　敘事直切，描繪真實，明白曉暢，平易淺顯，叫做通俗。

　　白居易有意識地追求通俗。蘇軾評之曰“白俗”，王安石評之“白俚”。高棅在《唐詩品匯總序》中美之為“務在分明”。清代的沈德潛稱之為“淺易”、（《說詩晬語》）“平易近人”（《唐詩別裁評語》），宋代惠洪《冷齋夜話》云：“白樂天每作詩，令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可見白居易的通俗，是經過修改加工的產物。白居易的好友、新樂府運動的參加者張籍的詩，也平易曉暢。王安石在《題張司業詩》中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則容易卻艱辛。”這就表明，通俗是來之不易的。

　　在唐代詩人中，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倡通俗的，是白居易和元稹。他倆是詩友，又是摯友，世稱元白。他們是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由于他們主張通俗，就大大促進了中唐詩歌的改革。特別是白居易，影響最大。他的《與元九書》，可以說是中唐詩歌改革的綱領。其中，生動地描繪了他的詩對當時社會各階層的巨大影響。上至王宮貴族、達官顯要，下至黎民百姓，販夫歌伎，無不喜誦白詩。為何白詩能產生如此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呢？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通俗。

　　那么，通俗的特點究竟何在呢？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新樂府序》）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言必有據，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這里提出的質、徑、直、切四條標準都有來歷，其涵義與所謂“俚俗”絕不相同。根據典據，可知“質”的意思是質實、真實，“徑”的意思是不費言、不迂曲，“直”的意思是坦直真率，“切”的意思是表達（包括運用比興等手法）真切易曉。簡言之就是：質樸、率真、切實。作為新樂府運動的倡導者，白居易所提倡的通俗，開一代詩風，成為中唐詩歌發展史上的巨大潮流。白居易不僅在理論上提倡通俗，而且在創作上也實踐通俗。他的《秦中吟》、《新樂府》就是推行通俗詩風的力作。

　　通俗既追求藝術表達的淺顯，又追求思想內容的深刻。因此，它淺而深，而不是淺而薄。它淺中藏深，寓深于淺。淺，顯示出它的通脫、俗拙；深，表明了它的深刻、充實。葉燮《原詩》云：白居易的“重賦、致仕、傷友、傷宅等篇，言淺而深，意微而顯。”薛雪云：“元白詩言淺而思深，意微而詞顯。”（《一瓢詩話》）這都道出了通俗的妙處。言淺意深，平易近人，是通俗的最高境界。俗有通俗和庸俗之分。平易淺顯是通俗，俗不可耐是庸俗。唐代許多民歌都通俗而有情致，是詩人學習的范例。白居易和他的詩友元稹、張籍、李紳、劉禹錫都吸收了民歌的精華。如劉禹錫的《竹枝詞》這是一首明朗流暢、情趣誘人的好詩。可見通俗的詩是不卑俗也不淺薄的。

　　在詩歌批評領域里，“俗”是一個應用對象十分寬泛甚至隨意而且隨時間間距而變動、隨評價者的趣味和古典意識的變化而變化的負面評語。接近世情、內容普通、情調不高的被稱為俗，新興的、特別是有民間下層背景的理所當然地被稱為俗，使用過多、老套的形式和手法也被稱為俗。任何形式和手法，任何題材，只要在評論者看來使用不當，太冒險或太一般，都可能被視為俗氣。鮑照曾被齊梁人視為俗，李白、杜甫也曾被宋人視為俗，其他小一些的詩人更不必說了。

　　白居易詩歌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是大家公認的事實，用語流便，平常事、口頭語、眼前景，意到筆隨，“稱心而出，隨筆抒寫”，意深而詞淺，很少使用典故。僧惠洪《冷齋夜話》甚至說，白居易詩成之后，“老嫗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此話雖不能視為信談，但至少可以說明白詩的通俗平易。應該指出的是，白居易詩歌語言的平易曉暢，是千錘百煉后達到的一種藝術境界，并非信手拈來，正像趙翼所說:“看是平易，其實精純。”

　　劉熙載《藝概·詩概》也曾經指出這一點:“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宋人周必大也曾經指出:“香山詩語平易，文體清駛，疑若信手而成者。閑觀遺稿，則竄定甚多。” 由此可見其良苦的匠心。而袁枚的“平淡”也并非矢口而道，他所追求的是大巧之樸、濃后之淡，慘淡經營之后的不經意。

　　元、白之詩，之所以能風靡天下，雄視百代，同詩人錘煉字句有關。因此，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長恨歌》就是這樣的作品。上至王公貴族、文人雅士，下至黎民百姓、凡夫俗子，無不喜愛。故吏部、禮部選舉人才，常以白居易的詩為評判的標準，而廣大的人民則以會吟詠白詩為榮，連長安的歌伎都以會吟誦白詩而抬高了身價。由此可見，白居易的詩風是俗中有雅、雅中元、白之通俗，絕非粗制濫造，而是千錘百煉的。在錘煉過程中，詩人盡量采用民間語言，以口語入詩，并對口語進行加工改造，惟求詞能達意，明白曉暢。所以白詩能夠雅俗共賞。俗與雅，沒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而是相反相成的。要俗中有雅，雅中有俗，有雅有俗，方為上乘。元白之詩，就是如此。正如葉燮在《原詩》中所說：“白俚俗處而雅亦在其中。”至于元稹詩風，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