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年中秋，回鄉下探親。剛下中巴，又搭三輪車，上了綿延二三里的村路。數月未見，泥濘坑洼的土路幡然變成了整潔的水泥道，坐車再也不會顛身動魄。然而撲面而來的圍墻，仍裹挾著窄曲的路面，讓人有走進水槽般的壓抑感，使人不免不懷想起幾乎沒有籬笆和圍墻的歲月及拆籬圍墻占路的歷程。

　　早時的農村，是人民公社的一統天下。那時的村道，大多不是水泥澆鑄的土路，但卻寬暢亮潔，十歲八歲的孩童，在路基的延伸部分，隨處畫上個圓圈就可賽起陀螺；挖上三個小洞，便可揭開十人八人的石玻子之戰！路邊的農戶，很少有圍上籬笆的人家，往往是種植瓜菜的“自留地”或生產隊的園地。社員們的思想有很純粹的“公家”意識，自留地圍籬笆，不敢輕易往外挪占分毫；而家居住宅周圍，則任由其“四通八達”，不愿圍上與鄰里和公用地界限分明的籬笆，唯恐隔閡了鄉鄰的“階級感情”，妨礙了“公路”的暢通。生產隊長只要在生產隊的曬谷坪或文化室前一招呼，社員們便不需越籬笆跨墻，暢所欲行地來到集合地，或學習“老三篇”，或“憶苦思甜”，或集中到大隊、公社開批斗地富反壞右“黑五類”的群眾大會，會后還押著頭戴高帽的“黑五類”分子沿著公路村道游行示眾。

　　貧下中農之間與地主富農之間，沒有圍起劃清地界的籬笆，但貧下中農是“主人”，地主富農卻是受管制的“階級敵人”，兩者之間有著不可逾越的精神天塹。

　　經文革如此這般的一折騰，神州大地的農民百姓便很習慣了吃大鍋飯的集體勞動、按勞分配的生產生活方式，即使再窮，也是你窮我窮他窮大家窮，窮得甘心。

　　隨著文革的結束，人民公社的解體，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不但因地主富農的帽子被摘掉而消除了人與人之間的精神樊籬，而且新的先進生產方式的使用，使擺脫了精神禁錮的農民百姓逐漸富裕了起來。他們相繼拆除了茅房和舊瓦房，蓋起了嶄新別致的瓦房和平頂樓房，并隨之關注起圍護家居財產的籬笆圍墻來。

　　于是，原屬生產隊的自留地的周邊地、屋邊地和寬綽有余的公路邊地，開始了明爭暗搶的擴占公用地的“圈地運動”，自留地不再囿于原有的木籬竹籬，而是在其外圍架起了一道石柱鐵絲網，繼而在鐵絲網外砌起了磚石圍墻，墻內的“自留地”不再種植瓜菜，而是建起了房子或種植檳榔和芭蕉。靠近路的人家，則先用“萬年青”和“番油子”樹左右后三面圍起籬笆，劃清與鄰居的地界，然后想法子擴占路邊地。今年圍出一點，村干部和群眾那里并無甚反響。路對面的農戶見狀，便壯著膽子把舊籬笆拆了，也圍到了公路邊上，似乎要把公路擠彎進對面人家的院子里才心甘。這還了得？于是沿路的各戶便爭先恐后地把籬笆圍到了公路路基上。接著又在籬笆外砌起厚實高聳的磚石圍墻，使“圈地運動”打上了休止符，也終于使昔日寬敞整潔的村路被擠迫得窄狹彎折，雨季一到，路便成了坑洼泥濘、豬牛屎尿混雜的邋遢世界。

　　村路終于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時候。但沿路規格頗高的兩道圍墻，卻成了村委會賠不起拆不起的“風景線”，又只好填高路面以暫解行路難之急。然而不出三兩月，填高的土路就又變得此坍彼塌，于是，又過起了填填補補的日子。時間不知不覺地跨進了二十一世紀。村路業已被填得比沿途兩旁的宅基地高出了許多，已到了不能再填高的地步。村委會和百姓們這才不得不于年初采取“公家出一點，群眾出一點”的措施籌集資金，最終為這條土路澆上了厚實的水泥。

　　——然而，眼下的狹路和圍墻，不但結束了昔日村村戶戶暢所欲行的歷史，也給人留下了諸多的遺憾和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