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來了。農業生產的大忙季節開始了，秀麗的小山村，景色分外迷人，布谷聲聲，柳絲絳絳，到處都開滿了鮮艷的桃花、橙花、梨花、油茶花、油菜花。放眼望去，一片紅，一片白，一片黃、一片紫。田野里勞動的人，這兒一群，那兒一群，鞭聲、水聲、笑聲、歌聲，構成了一個喧囂繁華的世界。啊，哪兒來的這么些牛，看黃牛、水牛、花斑牛，一頭頭又大又肥，有的在田間拉著犁跑得飛快，濺起來一個個褐灰色的水花！有的在田坎上，悠閑地啃著還嫩綠的蓍草，搖著尾巴，倒映在水田里，仿佛就是一副精美絕倫的畫。

　　山在水中走，人在畫中游，在這如詩如畫的山鄉里行走，無疑是一種絕美的享受。這是我退休以后第一次跋山涉水，來一次故地重游。在老戰友薛志蘭的陪同下，我們來到了闊別將近四十年的三百山南麓，與古長陵相鄰的黃地湖。黃地湖這個小山村很難在地圖上找到，而它卻因為，是當年中國工農紅軍的兵工廠所在地而遠近相聞，路人皆知。爬過幾座山，翻過幾道粱，我們終于看到了位于斷崖下的兵工廠原址——黃地湖村祠堂。

　　四十年前這里有世居王氏人家三十幾戶好幾百人，而如今只能看見破舊的，只有黑黝黝的瓦房，和和不少荒蕪的梯田。當我們走近時，偶爾遇到三兩個老人。老人告訴我：“自從八十年代中旬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以后，這里居住的人口逐年減少，直到去年年底，剩下的只有十幾戶人家，而且多為老人。稍有文化和路子的青年男女，都相繼離開大山，到山外或者城市謀生去了。”

　　黃地湖村屬于嶺南山脈的延伸部分，它位于海拔高度1100多米高的遼峰山半山上，這里有一條流淌千年不曾干涸，被人們稱之為天河的高山河流，村民們僅靠河流邊上的兩條盤山路與外界相連。在村子的東北角，有一所特殊的小學——黃地湖小學，目前，這所學校里面只有一個老師和2名學生，被稱為嶺南山區“最孤獨的學校”。老師從1987年起在此執教30年，見證了生源日漸流失過程。而如今這所小學僅剩2名學生，都上4年級了，兩名學生都因家境困難，無力離開山區到外面去讀書的。

　　聽說縣自來水公司擬在三年后，將整個黃地湖村，乃至村口以西的大壩頭村全部征用，以切斷流淌千年的白龍河作為縣城和周邊幾個鄉鎮自來水供水的水源地時，這里僅剩的兩三戶人家無不歡欣鼓舞。特別是這位一直堅守在小學的老師——杜坤林，更是喜出望外，因為他終于可以放心地離開大山到縣城去養老了。

　　唯一的小學老師杜坤林今年57歲了。他在這所學校的教學崗位上已經待了三十余年。從最初的上百名學生到現在只剩下2個，杜坤林不僅在經歷適齡學生的流失，同時也在見證了村里年輕人的外出，黃地湖村的逐漸“變老”。

　　剩下的兩名學生王詩齡和王超都剛剛滿了10歲，讀四年級。過去一年來，仍有幾名同學相繼轉學，王詩齡，王超覺得愈來愈孤單。王詩齡的父母離異，平時跟著爺爺生活，家境困難，到鎮上讀書每月要400元的路費，爺爺拿不出，只能留在黃地湖小學就讀。

　　王超因為爸爸媽媽都在村里耕作那五六十畝高產糯稻，雖然縣城有了自己的房子，但留王超一個孩子在縣城上學沒有人照顧，只好跟父母留下來了。聽說這里要做攔河壩儲水，王超就有可能在政府正式征用土地之后，與王詩齡同學一起到城里去讀書。

　　黃地湖小學不大，教學樓是一棟二層小樓，樓前的小操場上豎著一個國旗桿，師生仨常會在這里舉行升旗儀式。

　　一塊黑板、一個講臺和兩張書桌，簡易的布置讓教室顯得更加空曠，天氣晴好時，陽光會從木制窗戶照進室內水泥地上。教室后面的墻壁上掛著一張照片，彼時這間教室里還有4名學生。

　　在電影《一個都不能少》里，水泉小學每學期也有學生流失，代課教師魏敏芝為了看住學生，獨自進城尋找輟學學生，最終實現了“一個都不能少”的諾言。

　　而在黃地湖小學，杜坤林也曾打算在9月新學期到來時，將這兩名學生轉到到山外的學校去上課，“畢竟外面條件會好一些”。

　　如果不被征用做水廠，杜坤林離開，這所學校也將面臨關閉，對此，從業30多年的老教師言語間頗為失落，“在這兒干了一輩子，對學校、孩子都有感情”。

　　去年還有4個學生，今年就剩兩個了。當我和戰友薛志蘭來到杜坤林的老師教師辦公室時，杜坤林深情地向我們講述了自己三十年來的教學生涯，和生活經歷，以及自己和兩名學生之間的故事。

　　“每周的音樂課就帶兩名學生唱唱歌，因為山里沒有電，有電腦也用不上。”杜坤林老師說。

　　“你們村子附近還有其他學校嗎？”我問道。

　　“這里有3個自然村，只有這一個小學，也沒有初中，初中到縣里去上。教書的只有我一個人，既當老師又當校長。”杜坤林說。

　　“除了語文、數學課之外，其他課程比如音樂、美術、體育都是你自己來教？”我的戰友問道。

　　“對，這些都教，音樂課上的話我不會五線譜，就是教唱歌。美術課一般是畫個簡筆畫。”杜坤林說。

　　“你既要當老師又要做校長，可謂身兼多職。你的日常生活怎么打理呢？”我問道。

　　“這要感謝我的老伴。自從我師專畢業被分配到黃地湖小學以后，我單身一人度過了整整五年。就在我準備申請離開山里到縣城附近的小學去任教時，在一次學生家長會上，我認識了當時是代表家長來開會的村姑王嵐英——現在的老伴。也許是我倆有緣，從那次見面以后，便相互愛慕，一年之后我倆遍成了夫妻。”杜坤林微笑著，有點不好意思的說。

　　杜老師接著說：“我倆結婚以后，沒有多少文化的老婆一直都在陪伴我，直到我的兩個孩子要讀初中了，她才跟孩子一起到我的城郊老家安身，一直堅守到孩子們上了大學。在孩子上大學以后，她也曾想再進山來打理我的生活起居，但因為我的父母年事已高也需要老伴來照顧，從此我一個人也陷入了孤獨。由于學生愈來愈少，課外的事情也就慢慢少了，這樣我就有了更多的時間來搞一些種養，現在除了肉類需要到長陵的三標墟請人帶，雞蛋和蔬菜等農作物基本能夠自給自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