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寫東西就貪圖個快，不料在動亂的年代里竟派上了用場，成了我謀生的手段。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那是個講用材料鋪天蓋地、積代會議泛濫成災的年月。各種各樣的學習班講用會層出不窮，各類代表一坐一禮堂，會期少則四五日，多則十天半月；在此期間，小組要交流，分會要發言，大會要演講……這林林總總的會議均要配有長篇大論的講稿。于是，我們這些所謂的“筆桿子”就應運而生，寄生在材料與會議之中，靠它吃飯揚名，找它要待遇謀福利……

　　我寫材料出名是從生產隊開始的。當時出黑板報是我的專利，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氣溫里，赤裸著雙手快速地將板報充填完成，在嚴寒中，決不允許慢條斯里地磨細活。我先要打好內容和板面的腹稿，然后走到場院黑板前，從棉手套里伸出右手寫文章，當右手凍麻木了，再換出左手勾勒花邊，花邊往往是向日葵之類畫慣了的東西。如此左右手替換使用便可以在十來分鐘時間內完成黑板報的出版任務。那時隊里駐扎著一個連的兵力近百名戰士，當他們見到在短短的時間里就魔術般地變出一期板報來，不免大加稱贊，文書報告連長，連長告訴指導員，指導員又傳到公社營部，于是，都知道朝陽村有一個火速出板報的上海知青。當然，我心里也是美得暖洋洋的。

　　我記得在生產隊一年多的時間里，為團支部、婦委會、民兵連、黨支部、集體戶、代銷店以及五七戰士、赤腳醫生、教育革命等所寫的材料，僅供出席公社一級會議的講用材料就不下五十份。大隊的材料基本是由我承包。

　　那時寫材料都是臨時抱佛腳。總是大隊書記從田間地頭把我叫來，最多半天時間就要趕制出一篇材料來；不管有沒有事跡，東拼西湊也要湊滿能供半小時的講用。長年干農活腦子確實是閑置著的，剛才還在與疲勞沉重作戰的肌肉一接觸暖融融的熱炕，身體便丟盔卸甲般地松馳下來，只要往炕上一靠便能昏昏然地睡將過去。因此，如果是有半天時間的，我便將鬧鐘撥到一小時以后響鈴，通過一小時的睡眠將疲勞的身軀調整過來，然后再寫就有精神頭；如果是立馬就取的材料，我就不敢在熱炕上寫，往往躲在倉庫磨房或場院草堆后面寫，雖冷點，但能提精神，不至于瞌睡誤事。

　　我寫東西不用采訪對象，那時生產大隊也和公社一樣是工農商學兵一元化領導，一個大隊住著，小到哪家夫妻打架大到牛群吃了哪塊地里的莊稼，耳聞目睹也知道個八九不離十。

　　我的講用稿寫得之所以還有人聽，原因當時很多人寫材料，枯燥的政治大道理一套又一套；我則著重在細節上描枝繪葉加油添醋，讓沉悶的政治道理生動起來。于是，我從隊里寫到了公社。那時無償借出去寫材料，在政治統帥一切的年代里是合情合理的，每天生產隊還要給你補貼工分，又不必日曬雨淋出苦力，只需關在屋子里“閉門造車”，悠然自得之余，總覺得像是白吃多占了貧下中農似的心里老不踏實。

　　不久，我招工進了公社供銷社。站食品柜臺不到兩天，師傅大崔就患病住院，只剩我一個人操持著整個柜臺。然而，除了忙柜臺里的事，還要下生產隊收購雞蛋、蜂蜜；背著背簍送貨下鄉；視營業員為“國家干部”而常常要求參加農活鍛煉。就在這種忙得腳打后腦勺的窘境中，仍然被逼得要爭分奪秒地操起寫材料的舊業。

　　縣商業局女局長下鄉發現我的寫作能力，毫無顧忌地拉開提包，將省里商業戰線的典型——縣生產資料公司的先進事跡交給我寫。白天離不開柜臺，局長只能站在柜臺外一二三四地說給我聽，我在本子上簡單地記下了那些典型事例及各項指標數據。當天晚上開夜車寫出了初稿。草草睡了三個小時，起床開門營業。那時全仗著年青，白天堅持賣貨忙得沒有時間磕睡。待午后店堂清閑了，我便拿出稿子來改。第三天，一份謄寫工整的講用稿便交到了要返回縣城的局長手中。局長很滿意地拍著我的肩膀連聲說：“有培養前途，有培養前途……”

　　沒過多久我進了縣商業局，后改名為縣供銷社。我的寫材料由業余“走穴”變為專業制造。

　　琿春山林面積廣，有坡地有柞木；又靠日本海，雨水比東北其他地區都充沛，是人工栽培木耳的理想產地。但山區的農民貧窮，投資搭建耳場、購買木耳菌之類僅需幾百元的資金都沒法落實。如何發展木耳人工栽培？領導將這份答卷交給我來完成。

　　也許我當過農民，了解農村的疾苦，使我有了較強的責任心；同時，也產生了一個預感：木耳栽培，應該是琿春農民致富的一條既經濟實惠又無風險的可靠途徑，我一定能夠完成這項任務。想著想著心中驟然會升起一種使命感來。

　　我向局長請了一個星期的假，從蘇聯邊境線上的春化到圖們江邊的敬信，從原始森林密布的大荒溝到窮鄉僻壤的四道溝，從資源地域到生產生活都作了詳細的調查。回來后第一次這么認認真真有理有據地寫了一份《琿春縣木耳栽培的廣闊前景》的報告。局長修改了幾處后，便上報延邊朝鮮族自治州商業局，商業局馬上派來兩名“筆桿子”幫助修改材料要上報省里。

　　一連好幾天的“吹路子”，分析主題研究架構，你說你的路子，我講我的套數，兩支煙槍一刻不停地冒著濃煙，我和這兩位“筆桿子”關在屋里吞云吐霧，越“吹”越糊涂。我不習慣于這樣的程序，每天像囚禁的犯人一般。而這兩位“筆桿子”則上午睡大覺，晚上夜神仙，深更半夜聊天吹牛毫無倦意。當時財務規定加班超過晚上11點每人有4角5分夜餐補助。于是，把每人的補助集中起來，跑到招待所叫醒伙房炒了幾樣菜、準備一瓶“二鍋頭”，有滋有味地喝起來。我往往困得睜不開眼皮還要陪同到結束。

　　“吹路子”的結果，仍然由我執筆，仍然按照我的思路。一篇以《推廣人工栽培，兩年實現木耳縣》為標題的報告上報省農漁辦。功夫不負有心人，最后終于為縣里爭來了廿萬元的木耳貸款，這筆錢以當時的價值足以武裝起400個木耳場。于是，木耳栽培也就似久旱逢甘霖，蓬蓬勃勃地發展開來。幾年后，當我離開琿春大地的時候，特意到英安、涼水等幾個木耳場轉了一圈。這滿山遍野星羅棋布的木耳場讓我在心中驕傲地自語：“琿春的木耳發展有我這‘筆桿子’的一份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