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在長亭古道，還是在海角天涯，每當粉嫩的杏花被春雨浸潤，每當燕尾輕剪幔帳般的絲雨，我自然會想到小杜撐傘茫然自行時低吟的那首膾炙人口的《清明》。

　　豈能忘？在視野鮮潤、青翠的清明前后，我在采訪途中，曾多次任思潮涌來涌去，探尋牧童遙指的杏花村到底在哪？小杜探尋的酒家有什么佳釀？無人提示，無人精準辨別。千余年過去了，清明時節(jié)的柳色，匆行者凝重的服色，水牛的點點花斑，斜披黃綠色蓑衣的牧童，連同詩中的酒幌，早已化為了迷彩。今日，有些酒廠借此由頭，大樹企業(yè)品牌。古往今來的游人為探究竟，不惜踏破鐵鞋。學(xué)者們因地望之爭，每每面紅耳赤，各類媒體隨之大曬百家之言。如此甚好，古景和古詩倘若都是明快易懂、一覽無余，留給后人反芻的文化遺存，怎能如此深沉且神秘？

　　天下的杏花村難以計數(shù)，而眼下知名度最高的或許就是山西汾陽杏花村了。記得那年仲春時段，我邁入汾陽太符觀，以崇敬之情凝視狄青神道碑，忽聞一陣酒香隨風(fēng)飄至，讓我想起這里便是“杏花村酒”產(chǎn)地。陪同我行游的山西作家見我懂酒，請我在景區(qū)一家酒館坐下，找來一冊清代官刻本《汾陽酒史》。隨著冊頁的翻動，進入我腦海的信息，以穿越態(tài)勢不斷涌現(xiàn)……

　　商周時，這里就開始釀酒，有遺存的夔龍?zhí)崃罕B為證。唐朝時，汾酒已然聲名大噪，李白、杜甫等文學(xué)巨匠都前來飲上乘美酒，詠傳世好詩，留下了《過宋員外之問舊莊》和《留別西河劉少府》等。山西作家看我讀書入迷，高聲提起那首與杏花村相關(guān)、與清明節(jié)相關(guān)、與酒家相關(guān)的《清明》。然而，當我提及《清明》一詩真的誕生于汾陽杏花村？是否有佐證留存？山西作家臉色微紅，口將言而囁嚅。

　　那時，我酒量難測，可達“求一醉而不可得”程度，但只飲了一杯。酒是上品，但疑惑未解，由此酒興也隨之大減。

　　為此，我在汾陽多住了幾日。老舊書店、酒文化展館、網(wǎng)上搜尋、古村探問……終于否定了，這里絕非當年小杜探尋的杏花村，盡管盛產(chǎn)杏花村系列名酒的惟有這個杏花村。

　　令人失望的是，《杜牧年譜》及很多史料可以證實，26歲中進士，而后制策登科的杜牧，盡管在黃州、池州、湖州、睦洲當過刺史，其間在長安也任過監(jiān)察御史、左補闕等職，卻沒有到過三晉大地的記載。何況史料明確記載，汾陽在唐代，已有酒坊70余家，城鄉(xiāng)街巷美酒香遠，飄達數(shù)千米外，尋味道就能找到酒肆，又何必在路邊找牧童咨詢？

　　我有些茫然。回京后，利用休假日，一頭鉆到人大藏書室書海里，暢游探尋。又是一個春季，我在幾本古籍中找到了杜牧吟誦《清明》的影子……

　　《清明》源自江蘇豐縣杏花村之說，從書中字句中漸漸清晰，特別是那一冊《杜牧年譜》記載得明白。那天黃昏，人民大學(xué)藏書室寧靜如潭。窗外淅淅瀝瀝下著春雨。我看著小杜宦海沉浮的記載，眼前恍然展現(xiàn)一個畫面：杜牧曾四赴京都上任，有三次路過豐縣。既是路過，自然不知曉那里有酒肆，向牧童詢問一下，很有可能。

　　可轉(zhuǎn)念一想，小杜的這首詩，表現(xiàn)的是獨行之情狀。既是赴京都，理當是上調(diào)，豈能沒有隨從？怎會出現(xiàn)“路上行人欲斷魂”的心態(tài)？事有湊巧。幾日后，我奉命去徐州采寫一個深度報道。完稿后，我特地趕到與之不遠的豐縣。

　　又是一次失落！豐縣既無產(chǎn)酒史，今日也找不到杏花村的影子。尋古不遇的惆悵心緒，如流水落花飄向遠方……

　　甲申年仲春，我在出差途中夜宿安徽池州，在一個很隨意的邀請下，不經(jīng)意地走入杏花村古井文化園，似乎真真切切地看到了杜刺史游春尋醉的杏花村。

　　那天傍晚，恰恰也是春雨綿綿，恰恰也是清明時節(jié)。黃公酒壚門前碧柳依依、野花點點，未聽到遠近處有牧童跨牛橫笛。我在眾人酒酣耳熱時溜出，踏著杏花村內(nèi)外的碎石小徑，認真搜尋著杜公的遺痕。

　　在村外的一個不起眼的書攤旁，我在昏黃路燈下翻閱著幾本舊詩集。第一本書中，記述著牧之留任池州兩年期間撰寫的幾首七言絕句。 詩人以清新雋永的語調(diào)描述了九華的神奇、秋浦的帆影以及貴池亭的早春景象。每首詩，都像是一幅《清明》的大寫意，與那首《清明》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二本書，登載著宋代曹天佑的一首五言排律：“久有看春約，今才出郭行。杏花飛作雨，煙笛遠聞聲。舊蹤尋何處，東風(fēng)暖忽生。酒壚仍得醉，倚待月華明。”我隨手又翻一頁，明朝沈昌的一首七言絕句又倏然入眼。這首詩，竟然把杜刺史尋覓的杏花村的位置一語道出：“杏花枝上著春風(fēng)，十里煙村一樹紅。欲問當年沽酒處，竹籬西去小橋東。”

　　我似有所得，撐著布傘走入杏花村古井文化園。黃公井院落中的古井真的有些深不可測，依原樣構(gòu)建的釀酒坊，暗香飄出，酒味濃郁。重建的杏花亭矗立一碑，鐫刻著杜公的《清明》詩。漫步曲徑，便進入村志館，我見到中國惟一被編入《四庫全書》的村志《杏花村志》。我忽然認定，《清明》一詩引發(fā)的地望之爭，到此可以畫上句號，因為，這本12萬余字的清版古書，當屬最有說服力的文本，那本古村志記載著一段杏花亭的往事。

　　明嘉靖四年（1525年），山西進士張邦教出任池陽郡同知（郡丞）。他平日喜愛留意山水，賞表樊川遺跡。不久，他在杏花村教場前立亭并撰聯(lián)：“勝地已無沽酒肆，荒村忽有惜花人。”由此自號“惜花人”。

　　此時此刻，我感到了心律加快，臉也有些熱熱的。天下雖廣，以杏花村為名的新舊景觀也比比皆是，但隨手翻閱幾本舊書，信步在古園里走走，便輕易找到小杜尋酒之地，非此地莫屬！剛想到這里，感覺到頭上有些濕潤，仰望天際，酥軟軟的雨，隨夜幕又一次漫灑江南勝地。我仰天嘆問：杏花村黃公酒壚的燈火啊！你能把那位在宦海沉浮間深感疲憊的詩人引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