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幾年，易希高是《嘉峪關文藝》的編輯。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我們嘉峪關這些二十多三十來歲的“文藝青年”、“文藝壯年”們都叫他“易老師”。當然，直到現在，我還叫他易老師。

　　易老師原來在幾百公里外的兵團農場。

　　記不得他是哪年調到嘉峪關的了。只記得他常說，他調嘉峪關時，文教局的焦炳琨同志幫了很大忙。他是一個很懂得感恩的人。以后交往多了，我發現，別人對他的一丁點幫助，他都記在心里。這樣的人值得交。我和他一交，就交了四十年。

　　記不得哪年了，易老師調走了。調到酒泉去辦《陽關》。那時《嘉峪關文藝》由市群藝館管，聽說館里有的人總是欺負他，嘲笑他。因為他那一口很難聽懂的湖南口音，也因為他的一點兒口吃。著急的時候，他口吃得還很厲害，館里有人就結結巴巴地學他說話。

　　有一次，一位自認為有資深學問的人，好像為采不采用一個稿件和他起了爭執。資深學問的人是個摘帽右派，老大學生，鰥夫。最大嗜好是喝酒，和姑娘媳婦們打諢嬉鬧，還總是裝出清高的樣子，館里的人對他都敬而遠之。他又不是編輯，怎么管起稿件的事來了？突然想到，稿子的作者是女的，還是市上哪個主要領導的妻子。資深學問的人讓易老師采用，易老師解釋說稿子的文字實在太差，你給改改再用……頓時，資深學問的人就對易老師冷嘲熱諷，不知有意還是無意，語調竟也是結結巴巴的。我剛巧進來看到，至今還記得資深學問的人那般模樣，至今也還記得易老師當時氣急的樣子——滿臉通紅，連后脖梗子都通紅通紅。他大睜著眼睛盯著對方，嘴里吭哧吭哧的，卻一個字都吐不出來。我不知道，易老師去《陽關》和這些事有沒有關系。

　　記不得哪年了，易老師又調去河南濮陽。走前也沒告訴我給他送行。聽說河南給了他中原油田宣傳部副部長和市作協副主席的頭銜。一九九五年我去看他，他非要我退了賓館的房，拉著我住到他家里去。那晚，他和我聊到后半夜，沒聊副部長，沒聊副主席，聊得最多的是嘉峪關。他把嘉峪關的作者一一問了個遍。

　　這一點都不奇怪，他編《嘉峪關文藝》的日子里，和嘉峪關的文藝青年、文藝壯年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那些年，可以說是激情澎湃的文藝年，稍稍有點文字功底的年輕人都做著當作家的夢。易老師和《嘉峪關文藝》自然就成了實現夢想的引路人。

　　易老師比我大七八歲，那時也還不到四十歲，正值創作的旺盛期。可他為了辦好《嘉峪關文藝》，為了給嘉峪關培養人才，常常放下自己的寫作，接待每一個到訪的作者。他家里的門和他辦公室的門無論什么時候，都對嘉峪關的業余作者敞開著。我和民航的陳晉賢是他的常客。陳晉賢現在是全國最大的網絡文學——《江山文學》的副總編，不時地我們還在電話上說起易希高。那時，我們經常看到一些年輕的作者，拿著稚嫩的文字找他討教。他總是非常認真地看過，再一段一段，甚至一個字一個字地幫助作者修改。對于投來的稿件，不管是本地還是外地、熟悉還是陌生的作者，也不管稿子質量如何，他都認真地看稿，認真地復信，而且是每稿必復，退稿時連錯別字都用紅筆一絲不茍地改過。

　　易老師說過一句話，到今天我都忘不了。他說：“我自己也是從業余作者過來的。我知道編輯的一句話，甚或一封退稿信都可能成就、或者毀滅一個文學天才。”

　　這句話對我觸動特別大。我讀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文化大革命還沒開始，學校搞文藝匯演，我寫了一個反映學生負擔過重的獨幕小劇本。演出后，老師把劇本寄給了《甘肅文藝》。當然，劇本沒有被采用。但編輯卻給我寫了洋洋灑灑的幾大頁毛筆字的回信。那年我十六歲。對編輯的信還似懂非懂。似懂就是不懂，非懂更是不懂。雖然那封信沒有把我成就為一個文學天才，卻讓我從此喜歡上了文學，一輩子都忘不了涂鴉。那個小劇本早就不知道丟到哪里去了，那封信我卻一直珍藏著，就是到農村插隊都帶在身邊，直到今天。文化大革命后，我第一次在《甘肅文藝》發表了一篇幼稚的小說后，有機會去蘭州參加編輯部組織的學習。我拿著信去尋過那位編輯。歷經多年，編輯部早已物是人非，沒有找到。

　　這時候，我覺得易老師就是那位給我回信的編輯！他，影響了嘉峪關很多很多文學愛好者，讓很多業余作者走上了文學創作這條路。這是我調離了嘉峪關之后知道的。在《陽關》、在《隴苗》、在《甘肅工人報》、在《甘肅日報》、在《飛天》等報刊上，我都看到過易老師指導過的年輕作者的名字。現在活躍在嘉峪關文壇的好幾個作協會員，好像也是那時《嘉峪關文藝》的業余作者。

　　易老師在《嘉峪關文藝》時，對嘉峪關文學青年最大的幫助還不僅僅是提高寫作水平，他還讓大家結識了甘肅乃至全國的多位名人，從而開闊了大家的眼界。

　　那些年，時不時的就有省里或全國各地的作家、詩人、學者，經嘉峪關去敦煌考察學習。只要是易老師認識的，或者朋友介紹接待的，他都留下人家和嘉峪關的作者見見面。時間充裕了，還把嘉峪關作者的作品送上，請人家結合作品講講課。記得那時見過的有《絲路花雨》的編劇、詩人趙之洵，著名詩人高平，著名作家景風、路野、王家達、趙燕翼、清波、徐紹武、劉玉、金吉泰、《甘肅日報》的老報人田企川等等。為了寫這篇小文，我還又翻看了當年趙之洵、田企川、清波等老師給我寫的信。

　　好像是一九八一年，易老師找我們幾個人去他家，介紹他的一個叫楊顯惠的兵團戰友給我們認識。也是寫小說的，調到天津了，來辭行。沒過多少年，一部《夾皮溝紀事》火了！蜚聲海內外的那位作者，就是我們一起在易老師家喝酒的楊顯惠。

　　去年去嘉峪關，市政協的老同學高建剛正在為《嘉峪關文史資料》組稿。順手拿起他桌上的幾期最新的《嘉峪關文藝》翻看，幾位熟悉的名字蹦入了眼簾。于是，我想起了易希高，想起了四十年前的《嘉峪關文藝》，想起了這幾個名字四十年前生機勃勃的笑臉……

　　當年的文學青年早已不再年輕，當年的文學老師們有的已經作古，易希高也早已過了古稀之年。幾年前見到曾經受易希高之邀，到嘉峪關給文學青年講課的原《甘肅工人報》、《甘肅工人文藝》副總編金坤。他還記得好幾個當年易希高推薦給他的酒鋼工人作者。他說，易希高對嘉峪關文藝的影響，功不可沒！

　　我一邊看，一邊給高建剛訴說這些陳谷子爛芝麻的往事。誰知，我的這位老同學很感興趣，說這是《嘉峪關文藝》的“前世”，值得留存，并囑我寫下來編入《嘉峪關文史資料》。于是，我拉拉雜雜的寫了上面這些，名曰《易老師和〈嘉峪關文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