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18日劉翔在鳥巢的驚人一退，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其間的是是非非，引起“挺劉派”和“貶劉派”的激辯。壯懷激烈者有之，捶胸頓足者有之，悲天憫人者有之……百態眾生，眾生百態，我自然也不能免俗。

　　一邊是身體的傷痛，一邊是榮譽的期待，劉翔直面的為“一邊是海水，一邊是火焰”的兩難境地，它的選擇不外有三：堅持參賽并成功衛冕，締造“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神話；堅持參賽但成為悲情英雄，演繹“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活劇；著眼身體放棄參賽，詮釋“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顯然，從照顧公眾情感的角度出發，應該是前兩種選擇。但是，究其實，在“報國爭光”的論斷中，有兩個前提是值得商榷的：一是在目前情況下，一枚金牌與國家榮耀之間的關聯度究竟有多高，其影響是否可以與改革開放前幾年的世界冠軍同日而語，所催生的精神動力到底有多大，都值得重新審視。換言之，國家需不需要用競技運動會上的勝利來鼓舞民眾士氣換來其他領域的騰飛，還是其他領域的穩步發展已經預示競技成績全面開花會成為必然？這兩者之間的邏輯關系，似乎也不應該被忽略。盡管“體育是和平年代的戰爭”之說歷史悠久影響深遠，但真正從結果來看，兩者是不能夠混為一談的。戰爭輸了，可能淪為亡國奴，可能喪失主權，最起碼會利益大洗牌；體育輸了，除了情感上的沮喪或者市場推廣之路受阻外，無論如何是不會達到戰爭的那種層次的。二是在“報國爭光”基調下帶病參賽的成本評估以及主體承擔方甚至還有雜七雜八的間接影響，往往容易被忽略。舍棄自我健康博一時之勇，固然能夠得一時之彩，但之后的苦澀除了自己是不可能有其他人來分擔的，包括曾經熱切鼓噪的觀眾們以及推波助瀾的其他群體們。所以，即便從以人為本、和諧發展的高調門出發，劉翔因為身體病痛的原因退出比賽也是無可厚非的，實在沒有口誅筆伐的必要，因為可能引起嚴重后果的“帶病征戰”在體育賽場上“不需要”也“不值得”。

　　假如說在退賽事件中有什么需要反思的話，我覺得首先是“突然襲擊”的方式把“情理之中”的事情甩到了“意料之外”。因為直到劉翔器宇軒昂地走進賽場，現場觀眾與電視機前的觀眾還看不出一點退賽的跡象，由此聯想到賽前豪氣干云的心跡表露以及“12秒80”成績的“猶抱琵琶半遮面”，沒有給人一點由“高山之巔”而“無底深淵”的心理準備。其次在公眾的心理預期上沒有作好調適，把人的胃口吊得過高。已然激情似火，還要連篇累牘地加溫，就連出征、試訓也要給足鏡頭、做足文章，完全沒有作好“萬一”的兩手準備。

　　一切皆有可能，它所指的應該不僅僅是昂揚和積極。把困難估計得足一點，同時不要給歡樂人為地加入凝重元素，也許這才是退賽給我們的重要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