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已故親人的散文：憶伯父

　　伯父在世的時候，曾經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這是他給予我最刻骨銘心的記憶。

　　他為什么要打我呢?因為我兒時太調皮，父母即使經常揍我，也無濟于事。有一天，伯父從幾十里以外的他家來到我家，聽說我頑性不改，他大吼三聲“你到底改不改?”我倔強地回答：“不改!”他突然揚起手掌，“啪”的一聲，在我臉上用力地打了一耳光，我立刻感到臉上火辣辣地疼。但我沒哭!這次挨打，讓我終身難忘，我也并不怨恨他。1979年我高考前夕，他曾到學校送給我2元錢的零花錢。那時，2元錢也很值錢啊!

　　伯父的嗓門很大，他是那種“人未到，聲已至”的人。在文革年代，他作為一個普通農民，居然熟背毛主席的《老三篇》，毛主席語錄也能脫口而出，夾雜一些孔子、孟子的話，他說話幾乎就是“廣播體”，一套一套的，是農村典型的義務宣傳員。他教訓起人來，讓你根本沒有還嘴的機會，你只能洗耳恭聽。時間一久，遠近的人們就把他當作娛樂人物了，不一定認真聽他講什么，而只對他講話的語氣和姿態感興趣。我最佩服伯父的是他嫉惡如仇，絕對不怕邪惡勢力，那些欺軟怕硬的壞人在伯父那里也要忌憚他三分。他的一身正氣和洪鐘一樣的嗓門，可以把壞人震懾住。

　　伯父有個習慣，就是半夜醒了，他就開始說話，讓別人也要說話，說得天亮了他就干活去了。他的精力補充方式，就是閑坐時打瞌睡，假寐或者真瞇一會，他又精力旺盛了。直到他年逾古稀了，他仍然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問題在于他的一言堂有時候使家庭氣氛太嚴肅，我的堂兄以及堂嫂，還有幾個堂侄都有點受不了他的數落。為此，我那當中學校長的堂兄頗感郁悶，后來加上血吸蟲病的侵害，他英年早逝了。白發人送黑發人，這是伯父家的一大變故，也是伯父的最大悲哀。此后，他雖然也愛講話，但畢竟話少了。

　　伯父病故以后，我總覺得他的話語還在耳邊嗡嗡作響。我至今還有點納悶，他的過于愛講話是不是語言神經特別興奮?是那個時代造就了他的宣傳員個性?是農村無處不在的“大喇叭”誘發了他的說話天賦?總之，他與眾不同，從某種程度上比今天某些到處作報告的人更有口才，比講師還要講師，比政工師還要政工師，甚至不比于丹、易中天的口頭功夫差!

　　可貴的是，伯父是一個勞動者，他不但干各種農活，還能無師自通地編織一些竹器用具，走村串戶去換點兒零花錢。這表明，他不僅僅是會說話，更能勞動，他是言行一致的人，本質上是一個實實在在的農民!

　　清明節前夕，我寫下這些文字，算是對伯父的一點紀念。

　　感謝你，伯父!你的那一耳光，把我打進了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