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段時間，我和太太很喜歡打臺球，我們兩個人都打得不好，但是在臺球廳一邊打球一邊聊天，是件比在空氣污濁的街道上散步更好的飯后運動。

　　就是在一次這樣的飯后運動中，無意間，我們聊到了父親，妻子問：“為什么你爸爸去深圳那么早，卻沒有把事業做得很好？我看你爸爸的老同事都還不錯的。”

　　退休前，我的父親是一家機械公司研究所的所長，他是個非常專業細致的機械高工，在深圳退休工資不算高，收入不如在民企做經理的我媽媽。

　　我告訴妻子，在我初中升高中的那一年，爸爸曾當過公司發展部主任。當年很多在內地無法運作的項目，都在深圳特區進行，發展部則是談商務合作的部門，毫無疑問是個肥差。爸爸走馬上任，做了半年，他發現自己有兩大不適應：第一是平時總是需要出差，第二是在家的時候應酬多，很多人過來拜訪送禮。我小時候是“人來瘋”，一有人來，我就不好好做作業。而那一年，我上初三了。

　　作為孩子，我不知道爸爸是再三思量還是輕輕松松做了這個對他事業發展非常重要的決定——他向公司提出換崗，成了公司研究所所長。從此他不再出差。那個學期的晚上，我們家關上大燈，不開電視，拉上窗簾，躲開所有希望來坐一會兒的同事。我在客廳借著應急燈的燈光看書，而他們則在陽臺小聲聊天，偶爾過來摸摸我的頭和背，送來一碗水果。那是我童年最溫暖的記憶。

　　太太有點奇怪地打斷：“有人來，你爸爸可以讓你在房間里面學習啊，而且那個時候你又不需要你爸輔導功課，他完全沒有必要在家——其實我覺得這個犧牲對你考上高中沒有什么用。”

　　我瞄準一個綠球，呼出一口氣，推出一桿，說：“你這么一說，好像的確沒什么用。但是從那以后，我們家的每個人都更加信任對方。年齡越大，我就越了解父親的犧牲有多大，我們就越知道對方能為這個家付出些什么，這讓我們家人這么多年來，雖然有很多沖突，但是一直很幸福。”

　　她點點頭，沒說什么，我們繼續打了下去。

　　一直到晚上臨睡的時候，她才突然說：“我想起自己家里的很多事，突然明白，原來在我的家里，缺的就是這么些沒用的付出。”

　　說完這句話，她哭了。

　　高度在很多時候可以轉化為寬度、溫度，效果卻不會馬上顯現。信任會存入賬戶，在很多年后，釀成美酒。

　　而一件事情有用沒用，也許只有時間與生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