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幾次提筆，想為我的爸媽寫點兒什么，可總是靜不下心來。我知道回憶需要安靜，所以我選擇了這個下雨的星期天。雙手托腮坐在窗前，細細端詳雨中那個清新卻略帶苦澀的世界。白樺樹下那一陣清風，那一串雨露，那一片再也回不去的落葉……所有這些，都讓我漸漸歸心于平靜，手中的筆已在不經意中走進了老家——

　　我出身在浙北的一個小農村里，爸媽是再也樸實不過的農民，還有一個比我小兩歲的妹妹，一家四口，日子過得平淡、真實。

　　任憑異鄉的歲月如何淡漠，我對家的記憶依然清晰。父親是家里的老大，他的親身父親在生下他后便和我奶奶離了婚，而我爸則跟了他的母親，因此在當時的家庭環境里，我爸的生活處境相當的艱難。后來我爸跟我聊天的時候經常談起他的讀書時代，他說，那些日子經常背個書包再牽一頭牛，經過學校時，把書包往教室一扔，然后開開心心地放牛去了。

　　父親不愛說話，很沉默，這樣的性格造就了他的誠實、善良和熱心，村里如果誰需要幫忙，只要招呼一聲，刮風下雨，他都樂此不疲。我感觸最深的就是：每逢大年三十，村里人都把大條大條的活魚往我家里送，當然不是送給我們吃的，而是要我爸給他們做魚丸。我爸做的魚丸可謂是打遍村里無敵手，不僅如此，每次做好后，還挨個幫他們煮好，美其名曰：好魚丸要配好火候才有好味道。也就因為這個，常常導致我們自家的年夜飯一拖再拖，而我爸卻很快樂。

　　因為生活的困難，父親斷斷續續念完初一就輟學了，可他對我們的教育是嚴厲的。記得我剛上“學前班”那天，父親給我買了一個白色的塑料文具盒，用毛筆浸上紅色的油漆在文具盒的底部寫上了我的名字，說：“這樣就不怕弄丟了。”可沒過幾天我還真把它弄丟了（現在已記不起當時是怎么丟的，好好的放在書包里，怎么會丟了呢？呵呵。）下午放學膽膽怯怯回到家中，只見桌上赫然放著我那個丟了的文具盒，爸爸一臉嚴肅，問我丟了東西怎么還敢回家。我卻理直氣壯地說道：“丟了就丟了，現在不是撿回來了么。”只見爸爸迅速起身，拿起文具盒就朝門外扔了出去，我被嚇得渾身打顫（記憶中這是爸爸唯一一次對我兇）。后來聽媽說，是村里人在路上撿到了，看到我的名字就給送了來。打那以后，我再也沒有丟過任何東西。

　　這就是我爸——那個當年瘦高瘦高的農村小伙。

　　也許相對我爸來說，我媽的生活條件要好的多，因為我外曾祖父那時是地主階級。不過他們似乎有著一點家庭上的相似之處：我外婆的第一個丈夫在生下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后就離開了人世，這個孩子就是我現在的姨媽。后來，外婆有了第二個丈夫，生下我的母親。母親個子矮小，是因為她出生后就患了一種病，四歲的時候還走不了路。

　　母親是個典型的賢妻良母。她不僅會裁縫，會繡花，而且還會一手絕美的毛線活。那些年，我們一家所穿的毛衣、毛褲、外套、布鞋等等，只要能從縫紉機下走的，只要能用毛線織的，每一樣都出自于她那雙似乎永遠也閑不下來的粗糙的手。印象最深刻的是：讀小學那會兒，家里經濟非常據拮，即使過年也很難有新衣服穿。心靈手巧的母親就把我們那些穿舊的外套拆掉再翻新，把里面顏色較新的那層翻到外面，把舊的那層放在里面，再經縫紉機一踩，一件新衣服就做好了，穿著它去拜年，心情很是舒暢。如今，大街小巷各式各樣的衣服擠滿了我們的衣柜，試問真正合身的又有幾件？知兒者，甚是母親也。

　　歲月在父母的白發和皺紋上印證了它的匆匆和無情，我也在溫州工作了5個春秋。這5年來我極少回家，因此一有空，我就會靜靜地回憶家里的一切，感恩我那艱辛的父母為兒女所付出的點點滴滴。

　　我清晰地記得，在我剛出生后的這幾年里，也就85年左右吧，父母不管是去街上還是走親訪友，出門都是靠走路，那時我們姐妹倆的交通工具就是“竹籃”（大家一定很難想像竹籃是怎么回事吧）。父母把我和妹妹各自放在一個很大的竹籃里，然后用一根長長的扁擔挑在肩上，硬是把我們一路挑到十公里之遠的外婆家。有時只有我們姐妹中的一個，父母就在其中的一只竹籃里放幾塊石頭，以求兩邊平衡。坐在父母肩膀下懸空的竹籃子里，雙手緊緊地拽著兩根竹柄，我竟安然地睡著了。

　　等我們長大了些后，家里的那輛重磅上海牌自行車就接任了承載我們一家四口的重任。那會兒，爸爸騎車，我坐在最前面的橫桿上，媽媽坐在后座，懷里還抱著妹妹。比起竹籃，似乎要輕松多了。這種現象當時在我們村里非常多，逢年過節，走親訪友，路上隨處可見。

　　漸漸地，家里有了一些積蓄，在我爸爸36歲那年，他買了一輛載重型拖拉機，為了供我們姐妹倆上學，老爸跑起了運輸。打那以后，我母親從沒有過上安心的日子，焦急、等待和擔心成了她生活的全部。由于起早貪黑，疲勞過渡，父親大大小小也出了幾次事故，最后依然堅持供我們順利完成學業。

　　老爸對那輛陪伴他近六年的拖拉機是有感情的，以至后來不跑運輸的時候還堅持用拖拉機載我們去踏青、游玩。而我的老媽，一個天生暈車的人，卻唯獨坐我爸的拖拉機不暈，這讓我那幽默的父親甚是感動。搬張椅子坐在拖拉機的后廂里，迎面而來的春風又一次將濃濃的父愛散播、傳揚。

　　時間一晃已是2007年了，父母也相繼跨上了50歲的門檻。我的一位在縣城的表舅替他們在一個花園小區找了一份傳達室的工作，工資不高，可爸媽卻很滿足，他們說：“現在好了，我的女兒也不用給我們老兩口寄生活費了。”我聽了，心里一陣酸楚，淚水頃刻間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