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會說，當老師待遇低，但節假日多，生活清閑自在。

　　我當了一輩子老師，由于伴侶是一個地道的農民，我幾十年沒有享受清閑的日子，而是有十分勞累的記憶。

　　我們于1981年元旦結婚，1982年7月與老人分家，單起爐灶，自力更生。那一年，我們弟兄三個，只有90平米的土屋，我與妻子住一間10平米的房間，外加一間3平米的廚房。在這個狹窄的房子里，我們養育了3個子女。

　　我除了在學校上班，不誤學生一節課，其余時間，就是幫家里種地、種菜、養雞養豬。

　　這么忙碌，家里還是愁錢花。搞泥瓦匠手藝的青年，幾乎外出打工，年收入遠遠高于在家教書人的收入。我的二弟、三弟每年上東北，寒冬回家，三年功夫就有錢改造房子。不過，做了紅磚瓦屋，面積增加了40平米。我分了一大間，面積有30平米，基本造價在1983年沒超過1500元。父母要我們支付500元現金，沒有錢，寫欠條住房子。

　　緊接著，幾個孩子問世，我們的生活壓力逐年加重，總要拖累弟弟、父母。比如1993年，我增加住房70平米，三弟無私支援門窗，堂弟無私贊助現金1500元。兒子問世，父母給我出了超生罰款1000元。

　　那個年月，我們夫妻倆咬緊牙關渡難關。成天呵護幾個子女的生活、讀書，談不上講吃講穿講玩。學校的雙職工，周末可以進城看戲看電影，而我們必須下地給莊稼打藥、扯草。開始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我家的地還是每年種兩季水稻，一季油菜或小麥，家里總有忙不完的農活。父母插秧、割谷忙不過來，我們必須幫忙。1990年后，我們夫妻倆種地達3畝多，有水稻，有旱地種花生、黃豆。生產隊的攤派提留很重，每年勞苦收入甚微，總是跟著別人家跑，還是家境不寬裕。那個年月，種地要上交公糧，大隊攤派提留款，種一畝田，沒有400元的工錢。

　　外人說我們，是中了“多子多福”的毒，吃苦受罪是自討的。知情人還是同情我們的，我的一位老師，總把家里沒用的家具，偷偷送給我，把孩子們可穿的衣服送給我。

　　當大女兒上省部中專，每年學費生活費高達1萬元時，我的家庭經濟往往收不抵支；當二女兒上大學時，我得到了大女婿的無私援助。養子女，逼得我每年春節寫春聯、做中堂，等放了寒假，就帶著幾個小孩子擺攤做生意。做生意賺錢快，而且多。從1982年至2006年，我堅持25年，做這樣很辛苦很丟面子的生意，賺點錢彌補教書收入的不足。出發點就是讓孩子們有新衣服過年，有條件上學讀書，有積累的現金，用于周情搭禮。

　　走責任制的年月，家家怕窮，怕周圍人瞧不起自己。

　　好多年，我走岳母家，由于子女多，總怕姊妹們看不起我這個教書的。自己總是省吃省穿，不玩錢，硬起腰桿干工作，挺起胸膛求上進，過難關自己知，夫妻情不淡化。

　　1999年底，地方落實國家政策，給予中級知識分子政策，讓我們拿錢給家屬、子女轉戶口，每人出700元，總計出了2100元，相當于我一年半的工資收入。當年，我是借債享受這一待遇的。結果上當了，家屬成為非農戶口，一點優待也沒有，讓公安部門、糧食部門得了好處。

　　盼到大女兒讀完書，到上海賺錢時，她成了家，我才松一口氣。這已經到了2007年，我已經過了50歲。

　　不知是我的命苦，還是妻子的命苦，我們苦苦奔波了25年，才擺脫了家庭重負。若妻子有單位，我們一定只養一個孩子，你想想，我該是一種什么生活情境呢？

　　苦命人往往子女多，地理條件差，人生機遇不好。我屬于這樣的人！

　　“半邊戶”不止我一人，受苦的還有很多。吃苦可以磨煉人的意志，可以讓人感受歲月的味道。

　　如今，我再不屬于苦難的家庭，不屬于倒霉的人。因為妻子愛勞動，身體好，會干活，我待在家里幾乎不干家務，完全靜下心來看書、寫作。經過困苦磨礪的我，目前能吃能喝能睡，沒有什么慢性病，精神好，思維敏捷，視力優秀，這是苦盡甜來的人生啊！我深深地向苦難鞠躬，感謝時代，給我了我幸福快樂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