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接到著名作家浩然先生的兒子秋川發來的電子郵件，告知他和姐姐春水正在編一本浩然書信集，知道我手里有不少他父親的書信，希望能找出來復印后提供給他們。

　　秋川的來信，一下撩撥起我對浩然老師的思念。

　　浩然的名字，對當今的年輕人已屬陌生；然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無可遮掩的一隅，這個名字仍像他生前一樣，質樸無華、扎根似地存在著。

　　我們這一代人大多是讀著《艷陽天》《金光大道》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我與大作家浩然的通信，始于上世紀90年代初，從報社記者與采訪對象之間“工作式”的書信往來，慢慢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那時，在河北三河縣扎根生活的他常有信來，主要是談稿子，推薦農村作者的新作。因他回京少，一些雜事也委托我代勞。他最透著興奮的一封來信，是標志著他的“文藝綠化工程”結出碩果的三河縣文聯正式成立。他先是打來長途電話，興奮地說：“縣里原打算讓我出任名譽主席，我說你們把名譽倆字去掉，我要當一個實實在在的縣文聯主席。”隨后，他的信到了，拆開一看，他在精致的請柬上寫道：“……請一定前來。屆時，我當凈階迎候！”

　　我往他在三河的“泥土巢”跑得更勤了。見面多，信就少了，但浩然寫的信并不少，常常是我返京時，他托付給我一摞信件，囑我到城里一一寄出。看信封，我知道很多是他披星戴月閱讀各地來稿后給作者的復信，有的則是寄給他熟識的報刊編輯的，那是他的薦稿信，不知又是哪位幸運者有可能第一次發表作品了。他曾幫三河縣一個患先天性心臟病的農村青年作者陳紹謙，四次推薦他的小說處女座《災后》，甚至讓自己的女兒春水幫忙抄寫原稿，終于使作品發表在遼寧的《莊稼人》雜志上。我還曾偶爾翻出一封天津薊縣的來信，這位叫張樹山的業余作者寫道：“最敬愛的浩然老師，我不知該怎樣表達我的感激之情。那篇稿子我早已不抱希望，早忘了，沒想到您卻一直惦記著它，當我吃驚地看到它已經您的修改、推薦發表出來后，我要告訴您，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愉快的事情……”

　　這些信如果還在的話，希望持有者把它們復印后寄給秋川和春水吧。

　　信，是人生旅程的鏡鑒。雖然今天街邊那熟悉的郵筒已不復存在，一身綠色工裝郵遞員的身影和那清脆的自行車鈴聲也在記憶中了，然而我要說，有信的日子值得懷念，有信的日子真好！

　　趙麗蓉老師也曾給我寫過一封信。那還得從作家浩然說起。那時我采訪浩然，就住在河北三河浩然的“泥土巢”。采訪快結束的一天，趙麗蓉從城里來看她的老鄉——浩然。那時兩位老人身體都挺好，根據浩然的長篇小說改編、趙麗蓉主演的電視劇《蒼生》剛剛播放，他們談得十分投機，我在旁邊聽著，分享著他們的快樂。午飯后，趙麗蓉老師讓我搭她的車回城里，她說：“路上咱們可以聊天，省得悶得慌。”趙老師知道我當時正在采寫浩然，就主動給我講了許多浩然的事兒，還一再說：“浩然是個大好人，值得好好寫寫。”我采寫的報告文學《浩然在三河》發表后，我沒忘記給趙麗蓉寄去一份報紙。讓我喜出望外的是，在不少讀者來信中，有一封竟是趙麗蓉老師的親筆信，她說她沒有文化，但這么長的文章卻看了兩遍，“覺得是這么回事兒”“你為好人揚名，謝謝你”。

　　此后，趙老師對我非常信任。和她交往，都是我找她，先打電話再登門。然而有一次，老人家把電話打到了我的辦公室：“培禹啊，我有事求你……”我當時一愣。原來，是她的一個晚輩朋友也可說是學生，河北省一個縣評劇團的團長，不幸出了車禍，年紀不大就走了。老太太非常痛心，她不顧自己當時身體不好，讓家人陪著花幾百元錢打車前往那個縣，她要最后見上朋友一面。在出事地點，她呼喚著死者的名字，老淚縱橫。她還按鄉村的老禮兒，給死者家人留下了份子錢，然后才返回北京。徹夜難眠的老人家，第二天撥通了我的電話。趙老師說：“這個評劇團團長是個大好人，好人走了應該留下念想不是？你知道，我沒有文化，一肚子的話不知該怎么說。想來想去，我想到了你，就你合適。我想求你幫忙，我說你寫，寫一篇悼念他的文章，我這心也就不那么堵得慌了……”我在電話里安慰了她幾句，立即往她那兒趕。記得那是我在趙老師家待的時間最長的一次，她說我記，老人家時不時地涌出眼淚來。后來，我代她執筆的文章，題目定作《留下念想》……

　　趙麗蓉老師查出癌癥住院期間，和他合作主演過電視劇《愛誰誰》的李雪健也想去醫院看看她，得到的答復是：“別來了孩子，你們看見我難受，我見了你們也難受。”我們聽老太太的話，沒有去醫院。送別老人家那天，我和雪健是第一批到達八寶山的。今天，趙麗蓉老師留給我的信，也寄托著我對她深深的“念想”。

　　人在遭遇坎坷時，收到的每一封信都是帶著溫度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有那么一段時間我的工作、生活都處在低谷期。我自覺落魄，很久不愿出門見人。正是在這段苦悶的日子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個大信封，打開一看，不禁心頭一熱：臧老親筆書寫了他的詩送給我。我默默地念著——萬類人間重與輕，難憑高下作權衡。凌霄羽毛原無力，墜地金石自有聲。

　　拙作一絕，錄贈培禹同志存念 臧克家

　　我有一種力量油然而生，夜里難眠，拿起筆，寫下一首題為《寂寞》的短詩，那正是我當時處境、心境的寫照。我從臧老的深厚情誼中獲得了自信與堅強，我在詩的結尾寫下這樣兩句——寂寞是一種情感，寂寞是一種尊嚴！

　　臧老看到《北京晚報》登出了我的詩，很是為我走出命運的陰影而高興。

　　臧老住院后，我接到過他的夫人鄭曼的信，告知我臧老近況，“所幸頭腦還不糊涂，但常用字好多寫不上來了。謹告，勿念。……”這信使我更加想念臧老，1999年新春佳節，多少年來從不大給朋友寄賀卡的我，出于對臧老的思念，精心挑選了一張賀卡，在圖案旁抄寫上了臧老《致友人》詩中的名句：“放下又拾起的，是你的信件；拾起放不下的，是我的憶念。”給老人家寄了去。想不到，我竟收到了臧老的親筆回信。還是那再熟悉不過的藍墨水鋼筆字體，臧老在信中親切地說：

　　“收到寄來的賀年卡，很欣慰，上面幾行字，多少往事來到心中，感慨系之！……多年不見，甚為想念。我二三年來，多住院。出院將近一年，借寓‘紅霞公寓’養病，與鄭曼二人住，閉門謝客，體力不足，已94歲了。我們初識時，你才十八九歲，光陰過客，去的太多。我親筆寫信時少，因為想念你，成為例外。……”

　　這是我得到的臧老給我的最后一封信，今天展讀，仍禁不住涌出淚來……

　　信，無非一個信封、幾頁紙箋，但有時你與某人的書信來往，會帶給你信件之外的意義。

　　我在農村插隊當知青時就給報社寫稿了，那是1975年。給我改稿編稿的《北京日報》編輯叫方孜行。我崇拜老方，他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已出名的工人詩人，當時也是報社發稿最多、寫得最好的記者之一。我和老方通信頗多。他給我來信或回信，有時是用報社的印有“北京日報”大紅字樣的信封，不貼郵票；有時是用自己買來的信封，貼有郵票。久而久之，我發現其中的緣由了：凡是工作內容的，比如談稿件、寄小樣、寄報紙等，都是“公函”，他用報社的信封，走“郵資總付”；而談業余創作、談生活等與報社無關的事，他一律用自己買的信封，貼郵票后再寄出。后來和他成為同事后，我去他的辦公室，見他的桌子上還有一摞待用的郵票呢。其實，報社從未有過這么細的規定，老方卻一直堅持到他60歲退休！

　　一封封舊日書信使我浮想聯翩。最長的一封信，是作家陳祖芬的。她對我初學寫作的一篇報告文學，逐段逐句地進行點評，幫我分析文中主人公的“了不起”之處和性格特點，連標題制作也提出建議，諄諄教誨當時還是一個青年記者的我，如何從新聞寫作向文學創作轉變，這信當十分珍貴。我還保留著我的大學、高中、初中，甚至小學班主任老師的信件，每每讀起，便依然能感到老師們那殷殷的目光……至于家書、情書，相信讀者朋友們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珍藏，都會比我的經歷更精彩。

　　信札承載著的人生，哪里是那個須臾不離身的手機所能替代的啊！遙望窗外，也是“月滿西樓”。可是，“云中誰寄錦書來”還有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