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郭沫若、周楊一向沒什么好感，不過，他們主編的《紅旗歌謠》，卻給我一種比較特別的親切感。

　　小學有兩篇課文要求背誦，瑯瑯上口，背起來很容易，至今還能記得全文。

　　一篇叫《我來了》：

　　天上沒有玉皇，

　　地上沒有龍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龍王。

　　喝令三山五岳開道，

　　我來了！

　　背這課文的直接后果，一段時間內，好多同學走到任何一個地方都會來上一句：喝令三山五岳開道，我來了！當然，女同學一般不會。

　　女同學喜歡的是另一篇《唱得幸福落滿坡》：

　　南山嶺上南山坡，南山坡上唱山歌，唱得紅花朵朵開，唱得果樹長滿坡。

　　東坡唱起人民公社，西坡唱起銀水河，河水淙淙流不斷，東坡西坡長稻禾。

　　高坡青松葉不落，低坡紅花果樹多，前坡蜜桃后坡梨，千重萬迭金銀坡。

　　金坡銀坡八寶坡，羊群滾滾似銀河，牧童站在銀河岸，手揚鞭梢口唱歌。

　　田坡林坡花果坡，綠草青青牛滿坡，南山坡上放聲唱，唱得幸福落滿坡。

　　那時還沒推廣普通話，因而大多同學用方言朗誦。往往有這樣的情況，早自修時，一位女生開始讀了，別的同學很快應和，不消多久，成了全班同學的會心唱和。

　　學唱《唱得幸福落滿坡》是初中的事。她是學校每周文藝演出的保留節目，演唱者是另一平行班的女生，這叫我班那些能歌善舞的女孩子很是不滿，男生也一反以往作派，大為半邊天鳴不平。有人出了個主意，自己搞文藝演出。這提議立即受到一致贊同。當天下午兩節活動課，我們教室歌聲不斷，開場是《唱得幸福落滿坡》，壓臺還是《唱得幸福落滿坡》，只不過開頭是女生一個接一個的獨唱，最后為女生小合唱，觀眾的我們，搖頭晃腦跟著伴唱。

　　教室門口窗外，凈是別班同學，令我們自豪不已。

　　三年后，文革興起。收拾家中封資修準備付諸一炷時，發現一本紅封面的《紅旗歌謠》，上面明明白白寫著，郭沫若、周揚主編。當時街上大字報或報紙，都有批判這書的文章。郭沫若那會兒似乎沒出什么大事，好像只在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上作了個檢討而已；而周揚，作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的“二閻王”，可不是鬧著玩的。出于好奇，我細細地翻讀開了，沒想到，里面不僅有《我來了》，還有《唱得幸福落滿坡》，頓時，莫名地感動起來。可這種感動還不足以抵御對閻王的恐懼，終于，躊躇再三，一燒了之。

　　文革中為什么批判《紅旗歌謠》，可想而知。十年后周揚又成了紅人，可這本書似乎仍然不曾受到贊美，原因極其明白，大躍進的產物。

　　現在，有個很普遍的現象，就是把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同于浮夸風，把所謂的十七年當作浮夸風貫穿始終的年代。有人甚至把那個時代說成人間地獄，當時的人似乎全活在水火之中。換句話說，那時毫無幸福可言，怎可能“唱得幸福落滿坡”？

　　我是活生生存在于那個時代的過來人，好像應該比只從某些所謂資料上的結論中得出結論的人更有發言權吧？

　　無可否認，十七年確實有許多的不盡人意，確實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人與事。然而，哪個時代，無論現在還是將來，是十全十美的？

　　對于大的方面，小老百姓一個，沒什么發言權。作為過來人，總可以有點感性認識吧。

　　那個時候，我與我周圍的普通人，究竟是否真有幸福感？

　　舉一個老是盤旋在自己腦子里不能忘懷的例子吧。

　　1963年冬，學校組織去下方橋參觀。當時那里沒有公路，只能坐船。太陽出來了，波光粼粼，湖水一眼望不到邊，同學們沒有理由不開懷歡笑。不知是哪一位開的頭，觸景生情唱開了“讓我們蕩起了雙漿”，于是一發不可收拾，船行一個多小時，一路湖水一路歌。我們的歌聲引起了別班的共鳴，這便展開了一場沒有輸贏的賽歌會。《我們年輕人有顆火熱的心》、《我們走在大路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此起彼落，唱得最歡的還是《唱得幸福落滿坡》，她是許多班的保留節目，張口即來的那種。

　　試想，苦不堪言，能如此開懷地歌唱幸福嗎？

　　信不信，當時船上起碼80%的學生家庭出身都有問題。

　　幸不幸福，永遠是自己的感覺，無論什么時候，無論對待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