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店隨筆
文化路不算長也不開闊，路邊是破舊的房子和長得歪歪斜斜的行道樹。一條鐵路上，南來北往的火車哐當哐當地駛過，尖利而悠長的鳴笛聲里，文化路上的行人漫步行走著，有喝豆腐腦的、有喝胡辣湯的、有吃豆花泡饃的。文化路靠近鐵路更靠近火車站。低矮的棚戶區邊，有著不少的流動攤販，招呼著上下火車的旅客。
離開寶雞十多年，我時常想，文化路的叫法是不是和幾個舊書店有關系。后來再想，就覺得可笑。對于道路的命名都是管理者的喜好。在我家鄉的小城，一條被命名為渤海路的街道，是那么窄小，傍邊一條小溪流甚至臭水溝也沒有。
那個舊書店是靠近馬路的棚戶房，比馬路還要低上五六個臺階，光線不怎么好，陰雨天常常是要開燈的。但書多，文學類的書似乎更多。大概是八十年代的文學余熱正在散去，各種版本的文學圖書塞滿了書店。佛洛姆的《愛與意志》《薩特研究》《紅磨坊》，我的文學啟蒙有些就是從那些書上萌發的。我第一次看到王永年譯本的《博爾赫斯文集》就是在舊書店。完全嶄新的書，被包裝帶結實地捆綁著放在書架最上面，個子不高的人事看不到的，好面子的人也是看不到的，因為他不好意思打開包裝帶。
書店的老板壯實，河南口音，每天坐在書堆里一邊用火柴棒掏耳朵一邊琢磨書的二次定價。他對文學藝術應該懂得不多，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學叢書中《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亨利·艾斯忘德的歷史》等書定價竟然和初版時的價格差不多，兩三塊錢。而像《絕代雙驕》《情斷上海灘》等書籍定價高，翻了幾倍的。
上世紀八九十年是中國文學的火熱年代，也是人心最為荒蕪的年代。文學啟蒙旗幟飄揚，但下海經商，商潮涌動，不少的經典名著回歸到了舊書店。我在文化路的舊書店買了一大批書。卡贊扎基的《自由與死亡》，張承志的《心靈史》，云南出版社的拉丁美洲文學叢書，80年代文學思潮叢書，四川出版社的《走向未來叢書》等等。雖然很多書至今已經找尋不見，但我記得清楚我在那里買過這些書，它強悍地占據了我的青春歲月，讓我走火入魔，面容焦慮，大概是讀的太多而且似懂非懂，我顯得消化不良，也有些頑固不化。我對一些同學說起這些書，他們大都不感興趣。但我每周周末都去那里，淘一上午的書，再去人民街吃一碗羊雜泡餅，覺得心情無比愉悅，生活美好極了。
我后來帶著薛楊來過這里買書。薛楊喜歡看文學名著，他大睜著眼睛，興奮地對我說，這些書這么便宜而且這么新啊，你應該早點告訴我。當時興奮的'還有書店老板，那天外面下雨，書店老板在屋里和一個相好的女人談話。從我們進門他就在里屋，一直到我們選完書交錢的時候，他才神采奕奕地出來收錢。后來，我在書店里多次見過那個女的，在屋里煮飯，有時候也抱著舊雜志看。但是后來我再去舊書店，那個女的不在了。店老板一個人沉悶地低著頭用打碼器給書打價，身邊的一臺錄音機里播放著豫劇《轅門斬子》：今日里斬宗保娘把兒怪，坐帳前哭啼啼珠淚滿腮。叫焦贊——
讓我驚奇的是，我發現薛楊偷了一本《論無邊的先鋒主義》，那是法國文藝批評家羅杰·加洛蒂的代表作。薛楊是把書塞在衣服里的，那時候，天剛立冬，他那天穿了一件夾克衫，他的兩只手如無其事地插在衣兜里，事實上是抓緊著衣服里的藏書。薛楊大概偷過五六本書，每一次成功之后他顯得很是愉悅。他對我說，讀書人的事，能算偷么？他真是有種孔乙己的精神遺傳……大概他只是熱衷于偷書，并沒有認真讀過，一些書就順手給了我。薛楊大學畢業后先是做教師，后來辭職賣保健品，再后來合伙做健身房，后來聽說開了一家夜總會，生意還不錯。
我見過店老板懲罰偷書者，偷書者基本都是表情很無辜的青少年。他會用書狠狠地拍打頭。打到偷書者哭出聲音來，一遍一遍地道歉。我見過那樣的場面，所以對薛楊的做法是既氣憤又嫉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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