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歲的楊絳先生走了。她的離去是安靜的，一如她在世的時候。敬愛她的人們，也許有些悲傷，但更多的是看到一個美麗人生圓滿落幕的欣慰，是對“我們仨”在天堂團聚的衷心祝福。她希望自己的離去不會成為新聞，事實上也沒有成為新聞，一個生前已自覺遠離新聞的人，新聞當然無法進入她最后的神秘時刻。我們只知道她走了，關于她從臥病到離世的情形，未見任何報道。這類報道原本就是不需要的，即使有，也只能是表象的敘述，無甚價值。一個洞明世事的智者在心中用什么話語與世界告別，一個心靈的富者最終把什么寶藏帶往彼岸，一個復歸于嬰兒的靈魂如何被神接引，文字怎么能敘述呢?

　　女兒錢瑗和丈夫錢鍾書去世后，楊絳在這個世界上又生活了18個年頭。按照常理推測，耄耋之年，孑然一身，晚景必定是很凄涼的。事實完全不是如此。楊絳知道自己留在人世間有事要做，用她的話說，就是“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在這些年里，她寫出了生平最深情的作品《我們仨》和最精神性的作品《走到人生邊上》，更大量的精力則用于整理錢鐘書留下的手稿。那幾麻袋札記和筆記，許多是散頁、紙片，字跡已模糊，她一一仔細辨認，進行剪貼、分類、梳理。這樣的工作，即使在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也是難以想象的，而她比年輕人做得更好。她從容不迫地工作，日子過得很充實。《錢鍾書手稿集》包括《容安館札記》3卷，中文筆記20冊，外文筆記48 冊，最近終于出齊。她要做的事做完了，于是從容地走了。

　　妻子郭紅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先后擔任《容安館札記》和《走到人生邊上》的責任編輯，與楊絳接觸甚多，我有幸也得以結識這位隱于市的老人，曾兩次跟隨著去社科院宿舍的那套單元房蹭見。房間樸素干凈，簡單的家具都是公家配給的，老一代知識分子的居家基本如此。楊絳一臉單純清朗，真的像個孩子。第一次，同去的一位出版人帶了多冊貴重圖書送她，她堅拒，說正在把東西散掉，怎能再收，唯獨挑出一本《妞妞》貼在心口，微笑著說只要這一本，樣子極可愛。讓我感動的是，她當晚就讀了，傳話給我，說我能寫小說。第二次，我們帶了四歲的女兒啾啾去，她的心思就在孩子身上了，在紙上寫下“啾啾”兩個大字，又找出一本民國時期的童書送她。我覺得不能拿走人家的珍藏，示意郭紅謝絕了。郭紅事后怨怪我說，楊先生在散東西，謝絕是無禮，我這才意識到自己的糊涂。

　　《我們仨》出版后，我寫了一篇書評，登在《讀書》雜志上。其后不久，我的《歲月與性情》出版，一位共同的朋友建議楊絳也為我寫一篇書評。她看了書，答復是不寫，因為不贊同我的愛情觀。我理解她的不贊同，也欣賞她的坦誠。《走到人生邊上》出版后，我又寫了一篇書評，她給了兩個字的評價：“知我”。不可能有別的評價能給我這么親切的滿足感了。

　　有的論者批評說，錢鍾書楊絳夫婦潔身自好，不能勇猛擔當，這樣的論者應該認真讀一讀《走到人生邊上》，書中對時代功利喧囂靈性迷蒙的觀察多么清醒，分析多么到位。楊絳的確不是斗士，而是智者，但我有一問：我們時代真的只需要斗士，不需要智者了嗎?堅守純正的精神品格，明辨是非而并不糾纏其中，嫉惡如仇而并不短兵相接，這難道不也是擔當的一種方式嗎?在今天的時代，智者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請允許他們按照自己的方式自救和救世。楊絳對窗外發生的事心知肚明，于是關上窗戶，靜心做自己的事，做成了唯有她能做、任何別人不能代替她做的事。

　　寫《走到人生邊上》這本書，楊絳其實是在給她的人生做總結，為即將上路的她的靈魂清點行囊。我相信她已經散掉了一切多余的東西，帶上了此生最寶貴的收獲，正平靜地走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