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時我就給自己設計了前途：學文科，當律師。看過很多連續劇，戴假發穿法袍的大律師讓我無限神往，在法庭上閑庭信步，侃侃而談，能把死人說活，能把稻草說成金條，我想我要有這種能力就好了。其實我是一個膽小的鄉下少年，念高中之前，四十里外的縣城都沒去過幾次，見到陌生人第一反應是躲起來；可能正是因為我的僻遠和羞怯，讓我向往自信和揮灑，暗暗祈求一夜之間神靈附體，有了應付復雜世界的本領和口才，在我看來，律師就是神靈附體的典范。高三時填高考志愿，一溜到底幾乎都是法律，到最末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說，若是真到這一步才被錄取，那我看法不法律意思也不大了，就念中文吧，繼續一塊兒玩。朋友前一年考進了那所大學的中文系。我說好，趾高氣揚地填了中文，我想不至于就墮落到那個境界。然后，一頭鉆進了中文系。

　　大二的一個早上，我在學校門口的小飯館里吃早餐，遇到系里一位精研《易經》的老師。該老師腦門光潔敞亮，據說算命測字看相皆擅，一說一個準。聊及怎么進了這個大學的中文系，該老師歪頭看了看我，說：“你幸虧來了，要復讀一年你連這個學校也考不上。”

　　“我有那么笨嗎？”

　　該老師說：“要笨你早走第一志愿了。你的問題是，想得太多了。”

　　第一志愿我報的是南京大學的法律。我聽不出他是不是在夸我，那頓早飯我沒有搶著替老師付錢。不管頭腦出了什么問題，我確定無疑進了中文系。父親對我進中文系沒任何不滿，父親說，挺好，去吧。可是，我去中文系干什么呢？

　　我真不知道去中文系干嗎，也不知道去了中文系能干嗎。從沒想過法律之外的事，雖然我在高二時就開始寫小說，高三在一個書法作業本的背面寫了整整一本詩。我只是寫小說和詩歌，寫小說和詩跟中文系有什么關系呢？父母已經開始幫我收拾行李了，姑媽送了我一個行李箱，祖父給我生活費時，囑咐我千萬別在嘴頭上克扣自己，還有，要舍得買書。

　　大學在兩百多里外的隔壁城市，不通火車，只有長途汽車。我不記得當年是如何坐上長途汽車的。車站在縣城，去縣城要先到鎮上，這中間的折騰可能就得換兩種不同的交通工具。我記得的是，坐在哐啷哐啷的破舊長途汽車里，汽油味讓我犯暈。那時候高速公路還沒有通，或者已經通了但長途車不愿走，它要穿過一個個村鎮和小城沿途帶客，多掙一點。上下車的乘客拎著頭朝下的雞鴨鵝，也有抱著兔子和其他小畜的，我坐在窗邊，把車窗開到最大，讓八月蓬勃的草木氣息涌進車里，以便抵御汽油之外更加濃郁的鄉村集市的氣息。

　　半個車里都是午后火熱的陽光，我有點暈車。父親讓我盯著窗外看，看得越遠越好。我最終是往高處看，頭一次發現異鄉的白楊樹如此之高，清峻細瘦地直往天上鉆。我的故鄉也到處楊樹，為什么它們都粗壯低矮？還是我忙得沒來得及抬起頭來看？我把路邊的每一棵白楊樹都從根兒看到梢兒，然后就在陽光里昏昏然睡著了。醒來出了一身汗，胃里舒服多了，暈車的感覺沒了。這是我十八年來最長的一次長途車經歷，及時地找到了治療暈車的良方，就是上了車先睡一覺，醒來百無禁忌。

　　以后的很多年里，聽很多同學和朋友講述了他們去大學之路，不管路長路短，他們通常浮想聯翩，對即將到來的大學生活作了無數種設想。我也看過很多此類文章，看過后就慚愧，我好像在那個午后的長途汽車上，對此行的終點無動于衷，我對我的大學沒有好奇。對我來說，就是高中生活結束了，我得到另外一個地方繼續待幾年。如此而已。而我根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對中文系，我一點心理準備都沒有。

　　我覺得坐了很久，起碼一個下午。后來寒暑假往返，同一班車，我發現其實就是三四個小時。反正那天到了終點站，天已然傍晚。高我一級的朋友在車站接我，他讓我也早點到，在家閑著也是閑著。我就成了那一屆中文系第一個報到的新生。那天晚上，朋友把我和父親安排在他們宿舍里住，我記不得說了些什么，第二天一早，醒來就看見父親已經收拾好了，他得趕早班車回家。一天也只有那一班車去我故鄉。

　　因為早了好幾天報到，我整天跟在朋友屁股后頭，他去哪我去哪。他在中文系學生會任職，負責宣傳，那兩天正在為迎接新生做各種準備，我幫打下手。因為從小學書法，字拿得出手，寫寫畫畫的事一天之后就全堆我頭上了，我寫了標語寫牌子，寫了宣言又寫了祝福。我在學生會寫字的時候，系領導去視察迎新工作，很奇怪他竟然不知道中文系還有字寫得這么好的學生。領導問，你是學生會哪個部門的？我根本就不知道學生會有哪些部門。旁邊秘書處的秘書長說，咱們秘書處的。開學一周后，我果然就進了學生會秘書處。

　　報到那兩天，我像老生一樣跟著忙活，接了一個新生又一個新生。第一天晚上回到我自己的宿舍，累得躺下來就不想起。快熄燈時，室友問：“學長，你怎么還不走？”

　　“走不動了，”我說，“跟你一樣，我的大學也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