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這本《圖書館的故事》的讀者大概都知道博爾赫斯的名言：“這世上如果有天堂，天堂應該是圖書館的模樣。”但圖書館應該是什么模樣，就只能根據自己的經歷和想象。

　　1957年我進入初中，有了學生證，可以憑證進上海圖書館看書了。當我第一次進入它的目錄廳，隨意翻著一個個書目卡片箱時，簡直無法想象館里竟藏了那么多的書。進入高大寬敞的閱覽室時，我雖然沒有馬上聯想到天堂，卻立即視為樂園，此后經常出現在夢中。不過，直到1978年成為復旦大學的研究生，以后又留校任教，我才有機會走進真正的書庫。盡管那時的書庫夏天悶熱不堪，冬天冰冷徹骨，還有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灰塵——怪不得館里的工作人員進書庫都會穿上深藍色的工作服。1985年第一次出國，第一次見識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才知道“天堂”的模樣。1997年我到坐落在日本京都近郊山上的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當客座教授，盡管此前我已參觀過幾十座世界著名的圖書館，但在仰望這座圖書館大廳的穹頂時，還不得不為它精巧的設計和完美的功能所折服。

　　在擔任先師季龍（譚其驤）先生的助手期間，我得知他曾在研究生的最后學年開始當過三年國立北平圖書館（國家圖書館的前身）館員，而他的族伯譚新嘉先生還是該館的元老，與他亦師亦友的前輩學者中有好幾位都是當初的館員或編纂委員，如向達（覺明）、賀昌群（藏云）、劉節（子植）、王庸（以中）、謝國楨（剛主）、趙萬里（斐云）、王重民（有三）、孫楷第（子書）等，更加深了我對圖書館人的敬意。

　　2007年，我在當了十一年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后，意外地被學校任命為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從一個圖書館的讀者變為主管——擁有450余萬冊圖書、200余位員工，為3萬多師生服務——我沒有像一些朋友所羨慕的那樣有更多的時間看書，特別是看一般讀者看不到的書（實際上我已規定全部藏書都向讀者開放），但對圖書館還是有了更多的了解。

　　六年來，我也有機會到過更多世界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和公共圖書館，結識了國內外一批圖書館館長和優秀的館員，聽到了圖書館的名人軼事。但在讀了馬修·巴特爾斯《圖書館的故事》后，仍感獲益匪淺，使我所知的“天堂”片斷連接成一篇世界圖書館的簡明歷史。作者以他豐富的經驗和學識，以生動明了的語言，敘述了從古老的美索不達米亞的泥板、亞歷山大圖書館到作者長期服務因而最為熟悉的哈佛大學懷德納圖書館的故事。難能可貴的是，這些故事還包括秦始皇焚書坑儒、司馬遷編纂《史記》和房山石刻佛經，這在西方同類著作中往往是被忽略的。

　　近年來，隨著信息和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有人預測紙質圖書和現在形式的圖書館即將消失。我認為，這樣的預言者只知道圖書館的工具功能，卻不理解圖書館傳承文化的作用。作為工具的圖書館被更新、更便捷、更強大的工具所取代是完全正常的，但作為文化的圖書館卻會與人類的需求共存，并且為后代所繼承。看了這本《圖書館的故事》，我有了更堅定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