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小時侯，娘的最大愿望，就是讓我們好好上學，將來做一個拿起報紙就能念的人。

　　娘出身貧寒，童年時別說上學就連吃飯都是問題，只好跟著娘的娘，在地主家當女傭。解放后才有機會學文化，進了村里的業余掃盲班。但那時已經拉家帶口，縱有滿腔熱情，也抵擋不住家務的消磨，她只學會并記住了自己的姓氏——田。用娘的話說，一個方塊地里，一橫一豎，兩個人耕作，就是“田”。

　　娘生活的那個年代，人們農忙時種地，農閑時就圍繞著大郭村火車站，為石家莊市內的企業拉腳送貨?？傻搅耸欣?，想去個廁所都很難，不是找不到廁所，就是找到廁所不敢進去，因為不識字，不知道哪邊是男的，哪邊是女的，只能在外邊等著，看到有人出來了才敢進去。那種說不出的憋屈穿心進肺。

　　文化大革命初期，村里來了工作隊。晚上，生產隊會隔三岔五招呼人們去開會。那些從城里來的人，識文斷字。娘抱著弟弟，我靠在娘的旁邊，那時我大概不到十歲，蹦跶了一天，不一會兩個眼皮打架，暈暈乎乎就睡著了，一到念報紙的時候，娘就會搖搖我，哎，快醒醒，開始念報紙了。在娘的眼里，拿起報紙就能念的人，是很了不起的，聽了不起的人念報紙，是一種難得的享受。

　　1973年我初中畢業，考上了公社里的高中。當時哥哥參軍，父親多病，家里的日子過得非常艱辛。好心的隊長和鄰居們都勸娘，別再讓孩子讀高中了，一個女孩子讀高中有什么用？但娘卻頂著壓力，把借來的學費交給我說，只要能上學，就好好上吧，將來做一個拿起報紙就能念的人。

　　拿起報紙就能念，在今天看來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但在娘的心里，那是文化人的代名詞。娘活著的時候，我們讀完了高中、參加了高考，先后走出了農村，但卻從來沒有給娘好好地念過一段報紙。大概娘看到我們長大了、工作忙，也不再苛求什么，只要有收音機就滿足了。

　　生活好了，報紙送到家里，偶爾也會拿起來念幾句，慢慢發現，拿起報紙就能念，其實要求很高：要通過標點符號，念出里邊蘊含的情感；要通過文字的組合，念出里邊傳遞的信息；要通過句子的表達，念出國家的政策導向。娘說不出這些道理，但從別人念出的聲音里，看到了村莊外面的世界。

　　娘走了已經十年了，每當我想娘的時候，就會拿起報紙來念一段，我想娘不管是在天堂，還是在通往天堂的路上，都會欣慰地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