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小孩向大人們描述說，他看到了一座怎樣怎樣漂亮的房子：玫瑰色的磚，天竺葵爬滿的窗戶，鴿子成排散開的屋頂······但是大人們無論如何也想不出這座房子究竟有多美好，直到大一點的孩子很量化地說：“這座房子是花了1000多萬蓋成的。”他們才異口同聲驚呼：這座房子真是漂亮得緊啊。

　　這則故事其實折現出這樣一個現象：大人們對數字的敏感度甚于其他一切漢字，這種現象在現實當中也極為普遍，諸如孩子的評價，我們絕大多數家長老師都是以可量化的分數來衡量孩子優不優秀，他們之間聊的最多的大概就是“孩子期中期末乃至高考考了多少分” ，“就讀于哪個學校班級排名多少多少”，甚至會格外強調“這個學校在市省全國乃至全世界排名多少多少”；比如年輕女孩相親，媒人在介紹男方時著重凸顯“男方名下有房產多少多少套”，“小車多少多少輛”，“年薪多少多少”；例如教師評職稱，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就得看誰工作年限長，獲得的獎多，發表的論文多，班主任年限多等等，所以拼到最后就是看誰在某些硬件上的數字多寡······

　　數字本身是用來計數的，存在的初衷也是讓某些客觀存在的東西可量化，方便人們記憶，其作用類似于我們最古老的“結繩記事”。但隨著社會的變遷，物質的不斷豐富，社會分工不斷細化，階級的分化，財富分配的不均衡，人有了貴賤等級之分，而人的貴賤等級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財富和門第來決定的，而財富和門第一般是成正比的：基本趨勢是寒門難貴子，貴子罕出于寒門。

　　故此，財富的多少就成為了人貴賤等級區分的重要標志。譬如奴隸社會，奴隸主名下奴隸的有無多寡就決定了其是奴隸主還是一般平民，是小奴隸主還是大奴隸主；封建社會，有無土地，土地的多少，決定了其是地主還是佃農，是大地主還是小地主；資本主義社會，資本的有無多寡，決定了其是資本家還是工人，是小資產階級還是大資本家；社會主義社會，雖然提倡“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但是社會主義初期和中級階段，各人占有的物質資源是不均衡的，其占有資源的多寡，就決定了其是先富的那一部分還是后富的那一部分。

　　結合人類的發展歷程來看，在實現社會主義的終級目標實現以前，大抵人占有的社會資源還是不平等的，所以人與人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差別，正是因為這差別體現著人與人之間在社會資源占有量上的區別，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地位間接地體現了出來，由此其他作用也就不斷衍生，諸如成為了“物質占有量的代名詞”，“成為了人與人之間互相攀比的參照物”，這些衍生出來的作用使用頻率愈見頻繁，甚至超過最原始的那個作用。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家長喜歡談論孩子的分數有幾何，就讀于哪所名校，班級排名多少多少，多少有點驕傲攀比的心理在里面，這也就說明了為何媒人重點突出男方在房子車子年薪上的數字的深層原因，大抵就是為了鮮明地告訴女方男方是有豐厚的物質基礎的，甚至在社會是有地位的。 正是因為數字衍生出來的這些意義，所以人們也就不由自主地用數字來標榜自己的物質，財富甚至是地位和能力，因為他的財富和權力才是吸引人的焦點，才存在著與他人發生這樣或那樣聯系的可能性，才更有可能構建利于自己成長的人際網。

　　相比較而言，自卑的人或者說蕓蕓眾生更愿意常常把這些數字掛在嘴邊，用以標榜自己，時刻向世人宣示自己是多么多么地了不起，于是乎，他給人的印象就是一連串簡單的數字或者數字的疊加。真正有才的人，雖然不親自把數字貼在自己的腦門上，但總得有那么好些粉絲把數字貼在他們臉上并大肆向周圍宣傳，而聽眾也會把這些象征社會地位的數字過濾在自己的腦海里，成為自己的有用信息，于是不論是平庸之輩還是偉大人物，都成了一系列數字的組合，不論是聽者還是宣傳者，關注的焦點信息也是語段里象征地位的數字，因此，人們對數字的敏感度，尤其是成年人對數字的敏感度，表現得出奇也就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