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學場與澳門文學批評話語介紹

引言

　　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互相激活，相互促進，批評對于文學場域自主性維護會產生巨大作用，而且文學批評本身也形成一種相對穩定的生態結構，在應對文學的各種遭遇中進行自我完善。澳門文學作為典型的城市文學，不僅集結了自身歷史與身份表達訴求，而且也在類似區域文化空間有超越個案的方法意義。總的來說，報紙副刊、文學雜志、學術刊物、出版社、文學獎、年選等等，構成了澳門文學與批評的場域，受出版傳播條件制約，澳門文學批評對報紙副刊依賴極為鮮明，副刊也塑造批評的泛文化趨勢。新生代的加盟推動澳門文學批評實現代際轉換，他們作為新銳力量展現出批評的朝氣，尤其對文學主體性思考頗多，其實此問題是80年代澳門文學形象建構主題討論的延續。本文選擇批評空間結構、澳門日報副刊、代際互動與經驗變遷、主體性話語表達等角度展開場域分析。

澳門文學批評空間的基本結構

　　廖子馨曾談到出版不定期而導致《澳門筆匯》約稿之難，在獲得澳門文化局、澳門基金會贊助之后，情況稍好一點，但是約理論文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以2005年10月出版的第三十期“文學評論”專號為例，編者在編出雜志之后深有感慨地說：

　　這一期是文學評論專題。

　　稿件齊集之后，套一句流行曲的話：讓我歡喜讓我憂。

　　先說憂吧。我原打算這些評論都以澳門的作品為對象，既可以展示一下本澳文學評論的實力，又可以展示一下當前澳門文學的進程。最后的結果是不盡如人意，雖然已有五篇的收獲。不過人總是貪心的，越多當然越好；而且這五篇中，三篇是談詩作，散文、小說的都欠奉，不能不算是個遺憾。文學繁榮離不開評論的繁榮，希望本地的評論隊伍能不斷壯大，成為澳門文學茁壯成長的堅強后盾，甚至前導。

　　再說歡喜。我很高興看到李展鵬和呂志鵬兩篇很有特色的評論。他們談的都不是文學，而是當代最流行的視像媒介：電影和漫畫。……①

　　在談詩的三篇文章中，其中黃文輝提交的又是碩士學位論文《穆旦詩學論》中的第三章②。從希望評論澳門的作品這一點說，至少這篇就不合編者的心意。此外，大陸學者古遠清和熊輝的文章應當不在約稿之列，因為評論對象是澳門作家，所以發表了。

　　《澳門筆匯》是澳門筆會的“會刊”，澳門筆會作為一個澳門民間文學社團，基本上“收編”了所有澳門老中青作家，因此“會刊”的權力性與重要性對于澳門文學來說不言而喻。雖然《澳門筆匯》受出版周期過長的困擾，但是她所提供的版面和純文學場域，是報紙副刊無法相提并論的。在澳門這樣一個商業化無孔不入的國際都市，《澳門筆匯》始終不刊登任何廣告，僅憑這一點就足以讓人肅然起敬。作為一個創刊至今已逾二十年的純文學期刊，雖然先后獲得澳門基金會、澳門文化局的財政資助，我們仍然可以看出有心人士為了維持這份刊物的生命付出了諸多心血。從當年那些向作者、讀者發出因出版延誤的致歉消息，我們不難理解其走過二十多年的艱難處境，《澳門現代詩刊》即是純文學期刊慘淡經營的有力旁證。這與內地由諸級作協機構供養“官方刊物”或“皇家刊物”的衣食無憂甚至“飛揚跋扈”相比，依附與寄生可能是文學不得不選擇的生存之道。不過，《澳門筆匯》又以自身的方式展示著獨特的驕傲：除了拒絕商業廣告的侵蝕之外，2001年擴版后采用A4紙張，不僅紙張考究，文本行距大，周邊大幅留白，更是體現出對作者本文的尊重③。這與見縫插針的報紙副刊形成微妙的互文關系。

　　不過值得憂慮的是，“回歸”之后，《澳門筆匯》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全力打造“澳門文學獎”這一文化品牌，批評文章刊登不斷減少，最近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二期都未刊批評文字，大概是意識到創作遠勝于空談，作家最有說服力的就是作品本身，而非華而不實的掌聲。文學獎作為推動文學發展的獎賞，積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或許值得思考的是，這樣一種獎賞往往會受到外來權力場的制約。“知識生產的'所有環節――從學院與研究單位的體制構成與管理、資金來源、學科設置、人事安排、成果評定，到發表審核的機制與標準等等―都是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一部分。在這個意識上我們可以說，這個知識場域是‘他治性’（heteronomy）的。”④作為一個被資助的純文學刊物，即使是接受澳門基金會這樣一個致力于文化事業發展的機構，仍然難以避免意識形態化的價值認定，因此，它是否存在“被規訓”的可能？或者說，需要編輯同仁對自我規訓保持必要的警惕，不然就會導致刊物走向更為單一的發展道路。

《澳門日報》副刊與批評園地之開辟

　　其次，副刊改版造成批評文章刊載數量影響明顯。2007年，《澳門日報》對副刊進行全面改版，加大了“文化”的內容，相關文學作品解讀、現象批評的文章自然減少。作為澳門文學批評與研究文章的重要發表園地，“鏡海”從2007年開始每月推出四個專欄，分別是李觀鼎的“三余雜談”專欄、姚風的“姚風讀詩”專欄、區仲桃的“糖罐子”專欄和“澳門新生代寫作人大展”專欄（此專欄2008年開始由馬國明的“文筆聊民生”專欄代替）。這些專欄的設置使“鏡海”進一步“框框化”，編輯為了保證版面篇幅和專欄穩定，留給其他不可預見的批評文章自然就會減少，時間一久，形成了少登批評文章的印象。

　　此外，澳門文學界面臨所謂“經典的焦慮”，雖然談詩歌必提“詩歌的基地”（何達）或“詩城”（云惟利），但是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還是缺乏在整個華語文學圈中有重大影響力的詩人詩作，特別是五月詩社的凄然謝幕，對于澳門文學自信心造成很大的困擾。近些年澳門與內地文化交流機會增多，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版圖里的位置依然處于邊緣，除了被推上文學代言人席位的幾位文化要人或與內地交往相對活躍的中青年作家，其他澳門作家知名度并不高，更談不上有經典作品流傳。因此，有本澳學者提出少空談多務實的口號，立足本地，面向世界，努力創造出既有澳門特色又有全球視野的作品。

　　李觀鼎曾經說90年代的批評隊伍可以列出一個長長的名單：

　　比之于創作，澳門文學批評雖略嫌薄弱，卻也未遑多讓。持評而論，在澳門，涉足文學批評的人并不少，我們可以列出一長串名單來：李成俊、李鵬翥、陶里、云惟利、胡曉風、韓牧、黃曉峰、鄭煒明、莊文永、廖子馨、汪春、張春P、穆凡中、周樹利、施議對、鄧景濱、凌鈍、懿靈、黃文輝、王和、緣源、齊思、林玉鳳、穆欣欣、馮傾城、胡國年、李觀鼎等，不下30人。他們之中的多數人，或許并非純粹意義上的批評家，但是他們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展開的詩評、文評、劇評，確乎對澳門文學創作產生著實際的影響。⑨

　　到我們今天統計《澳門日報》，發現這個隊伍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2000年起，在副刊發表文學批評文章的作者主要有：

　　李成俊、李觀鼎、李鵬翥、陶里、施議對、朱壽桐、鄭煒明、鄧景濱、黃文輝、鄒家禮（寂然）、廖子馨、湯梅笑、莊文永、穆凡中、懿靈、鄧駿捷、姚風、龔剛、馮傾城、林玉鳳、呂志鵬、賀綾聲、陸奧雷（梅仲明）、盧杰樺、袁紹珊、紀修、陳浩星、譚俊瑩、陳志峰、阿歪、郭濟修等。隊伍談不上規模壯觀，但是梯隊齊整，特別是一批生于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秀作家、青年學者開始承擔澳門文學批評的重要任務，說明代際轉換景觀在本澳初步呈現。作者工作背景比較均衡，除副刊編輯之外，還有本澳各文化機構和科研院校。青年批評家基本上都接受過大學或大學以上的高等教育，受到良好的文學、美學、史學的教育和熏陶，并且還經歷過系統的科研訓練。他們與前行代、中生代批評家相比，主體參與意識表現得更加突出。

　　此外，從整個澳門文學學術視野來看，值得期待的作家、學者還有很多。像新生代作家寂然對小說的批評，黃文輝的詩歌批評，姚風的文本細讀，80后作家賀綾聲、陸奧雷的文化闡釋與反諷批評，他們表現出對學院派精髓的靈活啟用，對于克服長期以來澳門文學印象式弊病，以及以表揚為主的批評原則，無疑展現出立足于澳門的主體話語建構希望；而朱壽桐、鄭煒明、呂志鵬等人對澳門文學史的研究旨在對澳門文學實現自我表述，鑒于大陸所出的澳門文學史不盡如人意，因此他們現在從事的研究和以后即將要展開的工作所發出的本土聲音，無疑具有超越文學史重構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