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是歷史的巧合，從1958年至1998年，兩個20年——前一個20年始于“人民公社化”；后一個20年始于“改革開放”。公元1983年，舊歷癸亥年，是后一個20年的第5年，“分田到戶”、“公社化終止”，離今剛好又是20年，這個2 0年前的除夕，我家的年夜飯吃得很特別，至今留在記憶深處的東西還十分清晰。

　　1983年過年，我家可謂是：倉滿了，甏滿了，糧食足了，年糕摏了，年酒釀了，年豬殺了，新衣裁了，春聯貼了，炮仗放了……我心滿意足，這在我的一生里還是第一年。

　　1983年的年夜飯，說吃得特別也真特別，那一年，我竟然破了我家兩條往年吃年夜飯的老家規：一是吃年夜飯前后開禁放了炮仗；一是吃年夜飯時可以說話。

　　往年，我家“吃年夜飯前后不放炮仗”；“吃年夜飯時一律只顧吃喝不準說話，要等分了壓歲錢之后，方可開口”等等之類的規矩，都是母親在世時立下的。立下“不放炮仗”的規矩，據我母親說，乃是緣于某年過年，放炮仗放到隔壁堂叔家吃年夜飯的飯桌上，闖下一次橫禍之后；至于“吃年夜飯時不準說話”，那是生怕小孩嘴無禁忌，在餐桌上說錯話，不吉利，大人要作表率，也連帶了進去，索性大家不說話，一心的吃喝。母親說，吃飯不說話，更是古人的教誨，這我就不曾查考過。

　　82歲的母親，替家里操了一輩子吃飯心事，還等不到解決，也等不到倉滿甏滿的1983年，便伴著1982年的蕭蕭秋風悄然撒手西去。我家三兄弟一個大姐，我居小，大哥、二哥成了人都在外頭安了家，20歲闖蕩世界的大姐定居上海，家里只留下了我一個小弟弟。母親一走，我這位在家的小弟弟順理成章執掌起家政成了一把手。掌權的第二年，我就萌生改革家規之心，突破口，瞄準了母親立下的“過年不放炮仗”：炮仗的開禁，首先獲得兩位上海外甥的大力支持。他們事先來電，小娘舅要是過年不準放炮仗，我們就不來到鄉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