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降，在詞典中并不是一個可愛的詞匯，它喻示著軟弱與失敗。人們總是津津樂道于那些寧死不屈、精忠報國的仁人志士，而對舉起雙手豎起白旗的人嗤之以鼻。然而，橫看成嶺側成峰，看問題角度不同，結果便不盡相同。投降也要看使用的主體，比如為政客所用，暫時的妥協便不失為一種策略，是政治家以守為攻、以退為進的手段，非有寬廣的心胸和隱忍的氣度不能做到。政治與戰爭一樣，沒有對錯，只論輸贏。成者王敗者寇，講的是終極效果，看誰笑到最后。這是“家”的風范，而不是“士”的做派。五胡十六國時期的前秦王苻洪便是如此，他靠著三次投降，在亂世中左右逢源，從一個占山為王的草寇，一躍成為風云際會的強者，為苻氏家族開創了無限風光的帝王基業。前秦帝國最終掃六和而定中原，譜寫了氐族歷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

　　苻洪（285—350），字廣世，略陽臨渭（今甘肅秦安）人，先祖“世為西戎酋長”（《晉書》），也算出身貴族之家。苻洪原本姓蒲，姓氏的來歷很有意思，鄰居見他家中池塘生有大量蒲草（“池中蒲生”），便“謂之蒲家”，于是“因以為氏”。苻洪降生時，趕上連天雨，當時有民謠唱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于是起名為洪。蒲洪改姓苻姓，是他靠著三次投降，羽翼漸豐之后，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以上均見《晉書》）的字樣，改姓苻氏。其實這不過是一種噱頭，和漢高祖“斬白蛇”、大澤鄉“陳勝王”一樣，在為自己稱帝做些輿論上的準備，以便名正言順，天下歸心。

　　生逢亂世，讓苻洪練就了極其靈活處世之道。苻洪的靈活，在他一生三次投降的經歷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三次投降，背景不同，效果如一：第一次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勢所迫；第二次是嘗到了甜頭，欣然接受；第三次雖然在形式上屬于被逼無奈，但卻有了駕輕就熟的老道。三次投降，每次都讓他在關鍵時刻轉危為安、化險為夷，每次的結果都是平步青云，達到一個新的高度。識時務者為俊杰，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苻洪的靈活與敏銳、隱忍與大度，以及他對理想的堅持、對未來大業的執著。

　　但凡能成就霸業的，大都有著胸寬廣的心胸。苻洪自小性格大度，頗有心計，長大后更是“好施”而“多權略”，很有王者風范，并且“驍武善騎射”（《晉書》），是個文武全才的主兒，因而“群氐畏服之”（《通鑒》），在當地得威信很高。民風彪悍、能征善戰是氐族人的共性，精騎善射并不稀奇。苻洪的特別之處，則更多體現在“好施”與“多權略”上，他靠“好施”起家，又靠“多權略”最終成事。

　　亂世出英雄，然而英雄的出世絕非偶然，機會總是眷顧那些有準備的強者。晉末喪亂，五胡涌駐中原，群豪并起，戰亂頻仍。苻洪“乃散千金，召英杰之士”（《晉書》），拉起了一支隊伍，成為山大王。然而終究只是草莽，并無多大實力，匈奴劉曜出兵隴右，苻洪便歸附了前趙。這一次的投降，使他完成了草寇向正規軍的身份轉換，被劉曜封為“率義侯”。如果說這次投降并非出于他本意的話（族人蒲光、蒲突等人的逼迫和勸說起了絕對作用），那么接下來的兩次投降，苻洪便像吃到甜頭般，做的得心應手了。

　　劉曜被后趙石虎打敗后，苻洪退至隴山（地處寧夏南部）一帶，石虎來攻，苻洪見勢不妙，便毫不猶豫的繳械投降。石虎高興之余，封其為冠軍將軍，“委以西方之事”（《晉書》），進入后趙權力中樞。亂世要靠實力說話，苻洪能在后趙立足，并深得石虎器重，這都得益于他敏銳的政治頭腦。他曾向石虎建議“徙關中豪杰及羌戎內實京師”，就是把關中有本事的人，以及羌胡各族勢力遷到鄴都（今河北臨漳縣境內），這樣一來有兩個好處，一是可以網羅人才，穩固京師，壯大后趙實力；二是可以有效牽制邊遠的羌胡力量。簡單的一句話，卻能看出苻洪的目光如炬，以及對時局的敏感。于是石虎委任苻洪為龍驤將軍、流人都督，讓他具體督辦此事。后來苻洪戰功顯赫，又被封為西平郡公，他的部下被賜封關內侯爵位的便有二千來人，苻洪成了關內領侯將，權傾一時，成為后趙的實力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