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爾的摩西北的貝思·埃爾紀念墓園看上去很莊重，管理也不錯，沒有那些在大小和花飾上進行攀比的墓碑，每座墓都用黃銅薄片做標志。

　　那是二月一個凄風苦雨的日子，我和老爸按計劃去挑選全家的墓地。芙蘭堅持要跟我們一塊去。來到結冰的墓地時，我們遇上了紀念墓園管委會的一位志愿工作者。他很不耐煩地說，天冷得要命。想趕快把事情辦完，好回家。

　　匆匆看了看墓地的方位圖后，我和老爸都說：“隨便哪里都行啊。”

　　“慢著!”芙蘭說，“我要埋在一棵樹下。”

　　那位志愿者嘟嘟噥噥地圈定了四塊地——其中一塊在一棵樹下。等到這一切都安排好，芙蘭又說：“我還要靠在路邊，就是環繞墓園里面的那條路。”

　　這要求惹惱了那志愿者，他開始提出抗議，但沒等他說完，芙蘭就說：“一定要靠路邊，要不然我們就走!”

　　我們開車回家時，大家都長了見識，明白莢蘭有一天想躺在一棵樹下，還要靠在路邊。我老爸笑著問：“芙蘭，你為什么堅持一定要挨著馬路邊，而且還要在樹下?在不在樹下，又有什么關系呢?”

　　“爸，是這樣的，”她說，“我注意到就在墓園外，有家鄧肯油餅店，我兒子可以在那里停車吃油煎圈餅，再喝杯咖啡。等他們來給我上墳時，可以把車停在樹陰下。吃吃油煎圈餅，喝喝咖啡，多快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