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素有“大炮”之稱。在北大時他就眼高過頂，目中無人。“史語所”就是傅斯年一手策劃的，大師云集，成果驚人，影響深遠。他一生所服不多，其一是亦師亦友的胡適，其二是史學大師陳寅恪。對于同輩，能得他禮遇的不多，暗地里遂被稱為“學閥”。

　　在李莊時，甲骨“四堂”之一董彥堂，學術到了厚積薄發期，為著作《殷墟文字乙編》和《殷歷譜》，不避寒暑，不舍晝夜。傅斯年為助其一臂之力，從重慶特批煤油燈和洋油，以供其“開夜車”，并嚴令其他任何人不得“揩油”。

　　董氏寫作《殷歷譜》，“全書之寫印，實系初稿。有時公私瑣事猬集，每寫一句，三擱其筆。有時興會淋漓，走筆疾書，絮絮不休；有時意趣蕭索，執筆枯坐，草草而止……覺大不妥者，則貼補重書，故糨糊剪刀不離左右。個中甘苦，只有自知。”

　　傅斯年是看在眼里的。他不僅是管理者，也是學者，其間辛苦，焉能不知。那時候沒有娛樂——也幸虧沒有。略休息時，董氏踽踽獨行，行色枯寂。向來端嚴的傅斯年，怕這本書的沉重把好友壓垮，竟想到了一個娛樂妙方——辯論。但董氏心在學術，讓他停下來，去參加“毫無意義”的辯論，他肯定是不干的。于是傅斯年邀董氏好友，“強與之辯”。辯論的論題沒人記錄下來。那時候是1945年，國難當頭，民族水深火熱，我想關于民族出路、抗戰方略以及甲骨學研究方法等，應該進入了他們的話題，或者我猜想的全然不對，論題可能只是不遠處山梁上的玉米、這一餐的伙食等，但是在這一群飽學之士的口中，無論是什么，引經據典，引古援今，必然都趣味盎然。

　　友人力有不逮、不能為繼時，傅氏親自上場，故意反說，當然漏洞百出，結果被正方辯駁得體無完膚，大敗而去。這樣的“每日一辯”，成為李莊的一道風景。當時人皆奇怪，直到《殷歷譜》書成，傅氏作序時，將其苦心孤詣和盤托出，人們才知道，傅氏強辯，只是為了“以破寂焉”。原來熊虎一般的傅斯年，也有一顆溫柔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