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友是一名雜志記者，已經工作五六年了，工作算是努力，但未見什么成績。有時她也會嘲笑自己，但更多時候她還是安之若命，知道自己沒有過人的天賦，只求做到問心無愧。她常將一些采訪前后的故事講給我聽，有一則讓我印象深刻。

　　幾年前她曾做過一次葉嘉瑩先生的采訪，談古典詩詞的研究。報道照例沒有太大反響，但有一位山東的讀者特地發來短信，講了自己的故事。這位讀者因為對現在的學校教育不滿，便在周末聚集起同事和鄰居的孩子，開設私塾，教授古典文學。然而以如此“理想”占用孩子們本應去學英語學奧數的“現實”，究竟是對是錯，他心里常有疑惑。直到讀到那篇報道，看到葉嘉瑩先生以一生的感悟現身說法，他終于又找到了堅持下去的勇氣。

　　她眼睛閃亮著告訴我，她并不奢望自己做的事情會推動社會進步，一篇報道哪怕只對一個人有實際的影響，也就足夠了。

　　那時好友正在低谷期，住在冬天猛灌冷風的小房子里，沒想到會以這種方式被曾經的努力反哺。

　　這個故事其實是我看到紀錄片《尋找小糖人》后想起的。這部被今年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提名并很有可能最終獲獎的影片，是這類故事里最激動人心的案例之一。

　　20世紀70年代，美國歌手羅德里格茲錄制了兩張唱片，制作人和唱片行老板都稱贊他唱得比鮑勃·迪倫還棒，然而唱片發行后卻無人問津。沒人知道，在遙遠的南非，羅德里格茲的音樂被瘋狂傳播與追捧，甚至有人把專輯的封面圖案刺在自己的肩膀上。那些以逃離大城市、追求自我為內容的歌詞，被南非受壓制的人們賦予反體制的含義。他們如夢初醒，意識到“還有出路”，他們齊聲高唱著他的歌曲，走上街頭抗議，甚至由此開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自由運動。

　　有趣的是，南非流傳著羅德里格茲早已在舞臺上自殺身亡的謠言。多年來，人們帶著惋惜的心情緬懷著這位英年早逝的天才，然而一位音樂記者在不懈挖掘之后驚喜地發現他還活著，在美國，在那個沒人聽說過他的國家，他在為別人修房頂。

　　南非人沸騰了。他們迅速安排了羅德里格茲到南非的巡回演出。媒體、樂迷甚至組織者，都不敢相信這個消息，暗自做好從飛機上接下一個冒牌貨的準備。然而這位他們奉為音樂教父的人真的出現了，自自然然上臺，平平靜靜地唱起他們傳誦多年的歌。5000人的演出現場被激情充塞，人們喊著、唱著、哭著，懷念青春，懷念反抗的日子。

　　羅德里格茲平靜地經歷了這一切，回到美國，繼續做木工。他知道，自己只是寫了想寫的音樂，在美國沒有遇到知音，這沒什么，在一個遙遠的國家引起如此大的反響，他也覺得沒什么，這不過是做好自己的事罷了。

　　羅德里格茲的傳奇與好友的故事看似沒有多少可比性，但在我看來，兩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別。每一分努力都不會白費，這道理不必多說了，還是現身說法最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