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戰(zhàn)的整整十四個年頭里，中國文藝界最大的損失是周作人附逆。

　　鄭孝胥“走馬上任”去了，我們一點也不覺得惋惜；陳柱暗中受津貼，結(jié)果不得不明目張膽地公開出來，我們也一點不為之痛心。因為他們都是屬于過去一個時代的人物。他們本來是已經(jīng)不在我們的隊伍中的，這種人的失去，對于我們的文壇是絲毫不足輕重的。陳柱刊出他的“待焚草”，馬君武先生一見便拋在一邊，說道：“這些東西，不焚何待！”鄭孝胥的“海藏樓詩”也不是今人之物，一個日本人到了他的海藏樓，一見，便詫嘆道：“窮的詩人住了這樣的大宅，我倒也愿意做一個窮詩人呢。”那樣無病呻吟的東西，本來不會有什么真靈魂的。

　　周作人卻和他們不同了，周作人是在五四時代成長起來的。他倡導“人的文學”，讀過不少的俄國小說，他的對于希臘文學的素養(yǎng)也是人所罕見的。他的詩和散文，都曾有過很大的影響。他的《小河》，至今還有人在吟詠著。他確在新文學上盡過很大的力量。雖然他后來已經(jīng)是顯得落伍了，但他始終是代表著中國文壇上的另一派。假如我們說，五四以來的中國文學有什么成就，無疑地，我們應該說，魯迅先生和他是兩個顛撲不破的巨石重鎮(zhèn)：沒有了他們，新文學史上便要黯然失光。

　　貌為沖淡，而實則熱衷。號稱“居士”，而實則心懸“魏闕”。所以，其初是竭力主張性靈，后來卻一變而為什么“大東亞文學會”的代表人之一了，然而他的過去的成就，卻仍不能不令人戀戀。

　　所以，周作人的失去，我們實在覺得十分的惋惜，十分的痛心！沒有比這個損失更大了！

　　周作人怎樣會失去的呢？

　　我在“七·七”以前，離開北平的時候，曾經(jīng)和他談過一次話，這是最后的一次了。這時，抗戰(zhàn)救國的空氣十分的濃厚。我勸他，有必要的時候，應該離開北平。他不以為然。他說，和日本作戰(zhàn)是不可取的，人家有海軍，沒有打，人家已經(jīng)登岸來了。我們的門戶是洞開的，如何能夠抵抗人家？他持的是“必敗論”。我說：不是我們?nèi)デ致匀毡荆绻麄円徊讲降刈愤M來，難道我們一點也不加抵抗么？他沒有響，后來我們便談他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