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遭遇了一件極為不幸的事，之所以說不幸，并非因為自己的損失，全在于事情發生之后朋友給予我的壓力。

　　那天傍晚，我像往常一樣坐地鐵回住處。在天橋下，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子帶著十多歲的孩子向我訴說她們的不幸：行李被盜，如今身無分文，她們迫切需要打個電話以便獲得親人的幫助。作為這座城市的外來者，我對這樣的處境感同身受。就在半個月前，我拿著缺乏電力支持的手機在大街上尋求人們的幫助，但卻沒有一個人施以援手。于是我第一時間把手機遞給了她，不料通話結束后事情并未就此結束，她繼而向我訴說她的遭遇，而我也陷入了她們的道德陷阱，先是幫她們買了地鐵票，然后給了她們一百塊錢現金。我們像老朋友一樣握手，她告訴我第二天傍晚會打我電話請我吃飯，而我也信以為真，留下了電話號碼。當然，如同一切現實題材影視作品預設的那樣，我沒能等來這位“朋友”的電話，她逃之夭夭，像一位蹩腳的前鋒偶然拾得一次打空門的機會，說不定在過去的時間里興奮得要命，而我就是那個該死的空門。

　　被騙以后，我只和少數幾個朋友說了這件事。在得知我被騙的經過后，有人不僅未對我“深表同情”，甚至還嗤之以鼻，認為我智商有問題，因為此前在其他城市我也有過類似的遭遇，只是沒有這次來得嚴重。我告訴他們這次的遭遇并非因為自己的智商出了問題，相反，之所以被騙，恰恰是經過思考后的理性選擇：我不愿意無憑無據地懷疑一個向我祈求憐憫、尋求幫助的人，與其無理由地懷疑，我寧愿選擇自投羅網。

　　我再也不敢和其他朋友說起這次遭遇，因為每一次訴說都會落得丟人現眼的下場，都無一例外成為自己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憑證。如果將此前的經歷視作是文明行為，它帶給我的恰恰是無限的壓抑，我成了某些人物的替身，比如傻根，只是值得慶幸的是，我尚沒有到他的境界——哦，不，應該說我沒有退化到他們那“智商低下”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