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夢龍先生撰寫的《文言文教學改革芻議》，是探討文言文教學出路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錢先生指出：“目前文言文教學最大的弊病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曰：有‘言’而無‘文’。”“文言文首先是‘文’，而不是文言詞句的任意堆砌。”[1]在基本上還是“工具說”一統天下的時期，錢先生的這番話，顯然是一針見血、切中時弊的。可是，在時隔六年——“人文性”已作為語文課程的性質寫進《標準》，“具有文學鑒賞能力”也已在語文《大綱》中成為一大教學目的，重視“文”已經是人們的共識——的今天，錢先生所謂的“文言文教學最大的弊病”已經呈現出另外一種面貌；真正需要人們加以警惕的似乎已不是“無文”的做法，倒是現實中存在的有“文”而無“言”的傾向。張雨仁先生曾以自己兩次聽課的經歷，對文言教學中存在的“要么上成純粹的古漢語課，要么上成文章分析課（且是架空分析）”的做法提出了批評。有意思的是，所謂“純粹的古漢語課”，是張先生1997年聽的一堂課；而上成“文章分析課”的那一堂課，則是2000年12月份上的。[2]這兩堂課剛好可以作為兩個時期文言文教學的典型代表。對于“好端端的一篇文質兼美的作品，硬被肢解成教師講解古漢語知識的一堆語言材料”（張雨仁）的做法，人們早已是棄之如敝屣，再不會有什么市場了。可是，對于張雨仁先生所批評的“文章分析課”，卻極有可能在當前空前濃厚的人文氛圍中為人們所認同甚至提倡因而大行其道。這種傾向，是應該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的。

　　首先讓我們先來看一份表格。這是人教社編審周正逵先生關于人教版高中語文“實驗課本”所寫的一個“編寫說明”。雖然它不是針對于全國通行的人教版語文新教材的，不過，從內容來看，對后者也有著很強的適用性（按，周正逵先生同時也是全國通行新教材的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