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詩經》

　　《詩經》是一個謎，它有太多的秘密沒有揭開。可是，它實在太美了，使我們在殫精竭慮不勝疲憊的解謎失敗之后，仍然對它戀戀不舍。

　　《詩經》與我們的距離主要體現在我們對它的無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斷一點地說，有關《詩經》的現有“學術成果”大多數是出于推斷與猜測。對很多問題我們都各持見解而互不相讓。即便有些問題看來已被“公認”，但那也正是全體的無能為力。我舉幾個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總有一個神秘出身一樣，《詩經》的出身也頗撲朔迷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便有了“采詩說”和“獻詩說”。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詩”之說，且都說得極有詩意。但仔細推敲他們的說法，卻并無任何歷史根據。司馬遷就沒有這種說法，《左傳》中也無這種說法。但我們卻又無力駁斥班固和何休，因為他們的說法雖然缺乏證據，卻是一個合理的推斷。更重要的是，否定這個說法，我們并不能提供一個更合理的說法。

　　與國風“采詩”說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來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獻詩”。這種說法也只有《國語》“召公諫厲王”中的一個孤證，且這“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之“詩”是否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問題。況且，就一些尖銳的諷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對皇父等七個用事大臣的點名揭批，大約也不是“獻詩”的好材料。

　　《詩經》的搜集固然是一個問題，然而集中起來的詩，要把它按一定的規則編排成書，又是哪些人？最后畢其功的人是誰？司馬遷說此人是孔子，這當然是最好的人選，但司馬遷并沒說明他這么說的證據。這個說法也受到后人的質疑。

　　就《詩經》本身，它的作者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但學術界已不把它當作問題，大家一致得過且過了。抗戰前，朱東潤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對“國風是民歌”的說法提出理據充分的質疑，卻不見有什么反響。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詩三百篇探故》，仍沒見什么回應。我私下認為這種尷尬其實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過且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