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一個謎，它有太多的秘密沒有揭開。可是，它實在太美了，使我們在殫精竭慮不勝疲憊的解謎失敗之后，仍然對它戀戀不舍。

　　《詩經》與我們的距離主要體現在我們對它的無知上。我可以稍微武斷一點地說，有關《詩經》的現有“學術成果”大多數是出于推斷與猜測。對很多問題我們都各持見解而互不相讓。即便有些問題看來已被“公認”，但那也正是全體的無能為力。我舉幾個例子。

　　正如大凡神圣人物總有一個神秘出身一樣，《詩經》的出身也頗撲朔迷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便有了“采詩說”和“獻詩說”。班固和何休都有“采詩”之說，且都說得極有詩意。但仔細推敲他們的說法，卻并無任何歷史根據。司馬遷就沒有這種說法，《左傳》中也無這種說法。但我們卻又無力駁斥班固和何休，因為他們的說法雖然缺乏證據，卻是一個合理的推斷。更重要的是，否定這個說法，我們并不能提供一個更合理的說法。

　　與國風“采詩”說相配合的，便是大、小雅的來自“公卿至于列士”的“獻詩”。這種說法也只有《國語》“召公諫厲王”中的一個孤證，且這“公卿至于列士獻詩”之“詩”是否為公卿列士自作也成問題。況且，就一些尖銳的諷刺之作看，像《小雅·十月之交》中對皇父等七個用事大臣的點名揭批，大約也不是“獻詩”的好材料。

　　《詩經》的搜集固然是一個問題，然而集中起來的詩，要把它按一定的規則編排成書，又是哪些人?最后畢其功的人是誰?司馬遷說此人是孔子，這當然是最好的人選，但司馬遷并沒說明他這么說的證據。這個說法也受到后人的質疑。

　　就《詩經》本身，它的作者是一個更大的問題，但學術界已不把它當作問題，大家一致得過且過了。抗戰前，朱東潤先生在武漢大學《文哲季刊》上對“國風是民歌”的說法提出理據充分的質疑，卻不見有什么反響。1981年朱先生又出版《詩三百篇探故》，仍沒見什么回應。我私下認為這種尷尬其實很好理解：大家都不愿再惹事，得過且過。

　　上述種種學術疑問并不影響我們對《詩經》的欣賞和喜愛。正如一位絕世佳人，她吸引我們的是她的美麗和風韻，而不是她的身份和背景。

　　據《世說新語》載，東晉謝安曾問子弟《詩經》中何句最佳。他的侄子謝玄答：“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小雅·采薇》末章的幾句，確實很美，但如果謝太傅問我，我一定回答《陳風·月出》：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忄劉兮。舒憂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月亮出來明晃晃啊，那個美人真漂亮啊。步履款款身苗條啊，我的心兒撲撲跳啊。)

　　我曾用“天堂的三個元素”來評述這首詩。美是一種沒有峭壁的高度，她不壓迫我們，但仍讓我們仰望;她不刺戮我們，但我們仍然受傷。她如此接近我們，卻又如此遠離我們;如此垂顧我們，卻又如此棄絕我們。這個美麗的女子，是月夜的一部分，或者說，月夜是她的一部分，她與月已經構成了圓滿，我們已無緣參與其間，但她如皎月瀉輝般輻射出來的美，還是灼傷了我們的心。對這澄澈圓融的境界，我們能介入其中的，不，能奉獻與之的，也只是這顆怦然而動的心……明月、美人和我們的心，是這首詩的三個主要意象。要知道，自然、美人和我們：天堂只要這三個元素就夠了。

　　《詩經》305首，美麗的詩篇觸目皆是，我只是舉了一例。《詩經》畢竟是“詩”，我們要把它當“詩”來讀。只有這樣，才能挽救被學者們弄得面目可憎的古代詩歌的清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