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以古樸的文字表達著人本初最真摯的感情。以下是專門為你收集整理的詩經選讀書筆記，供參考閱讀！

　　詩經選讀書筆記篇一

　　析之風頗為流行，但我認為這類文章并不好作。尤其是講《詩三百篇》中的作品，首先須通訓詁，其次還要明詩旨。因為風、雅、頌距今已遠，其可賞析處往往即在字、詞的訓詁之中。加以舊時奉三百篇為經典，古人說詩每多附會;不明詩旨便如皓天白日為云霾籠罩，必須撥云見日，始能領會詩情。這里姑以《關雎》為例而申說之，惟不免貽人以老生常談之譏耳。

　　時至今日，大約沒有人再相信《毛詩序》所謂“《關雎》，后妃之德也”一類的話了。說《關雎》大約是經過加工的一首民間戀歌，恐怕不會去事實太遠。但《齊》、《魯》、《韓》三家(包括司馬遷、劉向)說此詩，都以為它意存諷刺。這又該作何解釋?另外，古人很強調“四始”說(即《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認為把《關雎》列為十五國風的第一篇，是有意義的，并非編排上偶然形成的結果。這些都需要我們作出說明。

　　我以為，無論今文學派的《齊》、《魯》、《韓》三家詩也好，古文學派的《毛詩》也好，他們解詩，都存在兩個問題:一是不理解絕大多數“國風”是民歌，把每一首詩都拉到帝王、后妃或列國諸侯的君、夫人身上;二是把作詩的本意和后來的引申意混同起來。三家詩看到《關雎》中有“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展轉反側”的話，便扯到周康王身上，說詩意是諷刺他“失德晏起”，正如司馬遷在《十二諸侯年表序》中所說:“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而后來的《毛詩》為了同三家詩唱對臺戲，于是一反今文家法，大講“后妃之德”云云，目的在于說它不是刺詩而是贊美之辭。如果我們認識到十五國風中確有不少民歌，并排除了斷章取義的方式方法，則三家詩也好，《毛詩》也好，他們人為地加給此詩的迷霧都可一掃而空，詩的真面目也就自然顯露出來了。

　　至于把《關雎》列為“國風”之始，我以為這倒是人情之常。古人原有這樣的說法，認為《三百篇》所以被保存下來，乃由于它們是能歌唱的樂章而于詩義無涉，故有些諷刺詩或大膽潑辣的愛情詩也沒有被統治階級刪除淘汰。我則以為，從《三百篇》的內容看，總還是先把各地的詩歌搜集起來然后為它們配樂，所配之樂，必不能絲毫不關涉詩的內容，而任意用不相干的樂譜去牽合。《關雎》之所以為“風”之始，恐怕同內容仍有關聯。由于詩中有“琴瑟友之”、“鐘鼓樂之”的詞句，很適合結婚時歌唱，于是就把它配上始而纏綿悱惻、終則喜氣洋洋的樂調，而沿用為結婚時的奏鳴曲。蓋因戀愛而“寤寐思服”、“展轉反側”乃人之常情，故雖哀而不傷(“哀”有動聽感人的意思);夫婦結婚原屬正理，君子淑女相配并不違反封建倫常，故雖樂而不淫。這樣，自然就把它列為“國風”之首了。直到今日，我們遇到喜慶節日，也還是要唱一些歡快熱鬧的歌，奏一些鼓舞人心的曲子，取其順心如意。這并不是什么迷信，而是同喜慶節日的氣氛相適應。如果辦喜事時奏哀樂唱悼亡詩，撇開吉利與否的迷信觀點不談，至少產生敗興和殺風景的反效果，總是招人憎厭的。《三百篇》的樂章既為統治階級所制定，當然要圖個吉利，把體現喜慶氣氛的作品列于篇首。這不僅符合他們本階級的利益，即從人情之常來講，也是理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