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余客居京師無事，間從友人薄游京城之外，而環城之四野，往有佛寺，宏闊壯麗，奇偉不可勝計。詢之，皆閹人之葬地出。閹人既卜葬開此，乃更創立大寺于其旁，使浮屠①者居之，以為其守冢之人。而其內又必請于中朝之貴人，自公輔以上有名當世者為文，而刻石以記之。

　　出西直門過高粱之橋，西北行三里許，其地為宛平香山之畏吾村，有寺曰大慧。自遠瞻之，高出松栝之表，其中堂有大佛，長五丈余，土人亦呼為“大佛寺”云，蓋明正德中，司禮太監張雄之所建也。寺后積土成阜，累石為山，山阜之峻，下視平地殆數仞。其石皆自吳之震澤舟載而輿致焉。山石嵌空玲瓏，登其石罅以望遠，內見外，外不知有內。寺左建佑圣觀，而于土阜高平之處建真武祠，大學士李東陽②為文，立石祠門之外。蓋當是時，世宗方尚道術，閹人懼其寺之一旦毀為道院也。故立道家之神祠于佛寺之中，而藉此以存寺。寺之西，墳壤累累，而石人石獸，巍然夾待于前，大抵雄族親之冢也。

　　夫使中朝之貴人為文，固若挾之以不得不作之勢；而彼貴人者，亦逆俯首下氣，承之以不敢不作之心。天下未有不相知而可以挾之使必然者，原其初，必自中朝之貴人與宦寺有相知之舊。夫以中朝之貴人而與宦寺有相知之舊，則彼其所以為貴人者，未必不出于宦寺之推引。其不出于宦寺之推引，自我得之而何畏乎？彼推引不出于宦寺而甚良宦寺，則是惟恐宦寺之能為禍福于我，此孔子之所謂患得而患失也。

　　為人臣而患得患失，則其歸且將無所不至。且使患得而果可以得之，患失而果可以無失，吾亦安得而使其不患？乃患得患失矣而得失之權卒不可以操之自我我自得其為我而何必交歡于宦寺此余之三復碑文不能不為之長嘆者也。（選自清代劉大櫆《海峰先生文集》）

　　【注】①浮屠：指僧人。②李東陽：明朝詩人，至吏吏部尚書。宦官劉謹專權時，李依附周旋。

　　譯文：

　　我客居京城沒事的時候，期間跟隨友人在靠近京城之外的地方游玩，環京城的四周有許多佛寺，宏闊壯麗，奇偉。問了問，這里都是宦官的安葬之地。宦官選擇葬地于此，竟然另外在葬地旁邊建立了大寺，讓僧人住在里面，作為他們葬地的守墓之人。然后又請中朝的貴人，一般是聞名于當世的朝中大臣替他們寫碑文，然后刻在石碑上來記下這些文章。

　　從西直門經過高粱橋，往西北再走三里左右，那里是宛平香山的畏吾村，有一座寺廟叫大慧寺。從很遠的地方看，高出檜樹的樹梢，它的中堂有座大佛，長五丈多，本地人也稱呼它為“大佛寺”，是明武宗年間，司禮太監張雄建造的。寺廟后面土坡積成了小山，山石堆成了山，山又高又陡，從山上往下看平地大概有好幾仞。那些石頭都是從吳縣的震澤用船運送到這里的。山石嵌空玲瓏，登上石頭的裂縫處而望遠，看得見外面，外面卻看不到里面。大慧寺的左邊建了佑圣觀，土阜的高平之處建了真武祠，大學士李東陽寫了碑文，并且立石碑在真武祠的外面。當時，皇帝明世宗崇尚道術，宦官害怕他們的寺廟一旦被破壞成為道院。所以在佛寺之中立了道家的神祠，而借此來保存他們的寺廟。大慧寺的西面，有許多墳墓，高大雄偉，石人石獸侍立在墳前，大都是司禮太監張雄家族親人的墳墓。

　　那些讓中朝貴人寫碑文，本來像挾持他們不得不寫的形勢；而那些個貴人，也是俯首低聲下氣，接受這樣的事實又不敢不寫。天下沒有不了解他卻可以要挾他讓他一定這樣做的情形，追究它的本源，必定是出于朝中的貴人和宦寺有故交。那些中朝貴人因為與宦寺有舊交，那么那些之所以成為貴人的原因，未必不是出于宦寺的推舉。假如他們的地位不是出于宦寺的推舉，而是屬于自己得來的，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而那些不是出于宦寺的推舉卻又與宦寺非常交好，卻是擔心宦寺轉嫁禍福于他們，這就是孔子所說的患得患失吧。

　　作為人臣卻患得患失，那么他們的歸宿將是沒有什么不去做。再說假使憂慮得到卻果真得到了，憂慮失去卻果真沒有失去，我也安心我所得到的卻讓他們不憂慮？于是患得患失，而得失的衡量，最終又不可以靠自我來操縱；我自己能夠自得其樂，又何必與那些宦寺親近呢？這就是我多次再讀碑文，不能不為之長嘆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