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吳郎》作者為唐朝文學家杜甫。其古詩全文如下：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前言】

　　這首詩出自《杜工部集》。767年（大歷二年），即杜甫漂泊到四川夔（kuí）州的第二年，他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里。草堂前有幾棵棗樹，西鄰的一個寡婦常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后來，杜甫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即詩中吳郎），他自己搬到離草堂十幾里路遠的東屯去。不料這姓吳的一來就在草堂插上籬笆，禁止打棗。寡婦向杜甫訴苦，杜甫便寫此詩去勸告吳郎。以前杜甫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所以此詩題作《又呈吳郎》。吳郎的年輩要比杜甫小，杜甫不說“又簡吳郎”，而有意地用了“呈”這個似乎和對方身份不大相稱的敬詞，這是讓吳郎易于接受。

　　【注釋】

　　⑴呈：呈送，尊敬的說法。這是用詩寫的一封信，作者以前已寫過一首《簡吳郎司法》，這是又一首，所以說“又呈”。吳郎：系杜甫吳姓親戚。杜甫將草堂讓給他住。這位親戚住下后，即有筑“籬”，護“棗”之舉。杜甫為此寫詩勸阻。

　　⑵撲：打。任：放任，不拘束。西鄰：就是下句說的“婦人”。

　　⑶不為：要不是因為。寧有此：怎么會這樣（做這樣的事情）呢？寧：豈，怎么。此：代詞，代貧婦人打棗這件事。

　　⑷只緣：正因為。恐懼：害怕。轉須親：反而更應該對她表示親善。親：親善。

　　⑸即：就。防遠客：指貧婦人對新來的主人存有戒心。防：提防，心存戒備。多事：多心，不必要的擔心。

　　⑹便：就。插疏籬：是說吳郎修了一些稀疏的籬笆。甚：太。

　　⑺征求：指賦稅征斂。貧到骨：貧窮到骨（一貧如洗）。

　　⑻戎馬：兵馬，指戰爭。

　　【翻譯】

　　草堂前的棗樹任由西鄰打棗，她是沒有飯吃沒有兒子的一位婦人。不是因為窮困怎么會做這樣的事情？只因為不讓她變恐懼所以需要轉變你的態度，變得可親。那婦人防著你雖然是多心，但你在棗樹周圍插上稀疏的籬笆就顯得太較真了。貧婦人已經訴說過了因為賦稅的征求而一貧如洗，我不由想到現在戰亂帶給百姓的災難而眼淚打濕了衣巾。

　　【鑒賞】

　　詩的第一句開門見山，從詩人自己過去怎樣對待鄰婦撲棗說起。“撲棗”就是打棗。這里不用那個猛烈的上聲字“打”，而用這個短促的、沉著的入聲字“撲”，是為了取得聲調和情調的一致。“任”就是放任。之所以要放任，第二句說：“無食無兒一婦人。”原來這位西鄰竟是一個沒有吃的、沒有兒女的老寡婦。詩人等于是在對吳郎說：“對于這樣一個無依無靠的窮苦婦人，我們能不讓她打點棗兒嗎？”

　　三四兩句緊接一二句：“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困窮”，承上第二句；“此”，指撲棗一事。意思是：“如果不是因為窮得萬般無奈，她又哪里會去打別人家的棗子呢？正由于她撲棗時總是懷著一種恐懼的心情，所以我們不但不應該干涉，反而還要表示些親善，使她安心撲棗。”這里說明杜甫十分同情體諒窮苦人的處境。陜西民歌中唱道：“唐朝詩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說的正是杜甫。以上四句，一氣貫串，是杜甫自敘以前的事情，目的是為了啟發吳郎。

　　五六兩句才落到吳郎身上。“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這兩句上下一氣，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互補充，要聯系起來看。“防”是提防，心存戒備，其主語是寡婦。“遠客”，指吳郎。“多事”，就是多心，或者說過慮。下句“插”字的主語是吳郎。這兩句詩是說：“那寡婦一見你插籬笆就防你不讓她打棗，雖未免多心，未免神經過敏；但是，你一搬進草堂就忙著插籬笆，卻也很像真的要禁止她打棗呢！”言外之意是：這不能怪她多心，倒是吳郎有點太不體貼人。她本來就是提心吊膽的，吳郎不特別表示親善，也就夠了，卻不該還要插上籬笆。這兩句詩，措詞十分委婉含蓄。這是因為怕話說得太直、太生硬，教訓意味太重，會引起對方的反感，反而不容易接受勸告。

　　最后兩句“已訴征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是全詩結穴，也是全詩的頂點。表面上是對偶句，其實并非平列的句子，因為上下句之間由近及遠，由小到大是一個發展的過程。上句，杜甫借寡婦的訴苦，指出了寡婦的、同時也是當時廣大人民困窮的社會根源。這就是官吏們的剝削，也就是詩中所謂“征求”，使她窮到了極點。這也就為寡婦撲棗行為作了進一步的解脫。下句說得更遠、更大、更深刻，指出了使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的又一社會根源。這就是“安史之亂”以來持續了十多年的戰亂，即所謂“戎馬”。由一個窮苦的寡婦，由一件撲棗的小事，杜甫竟聯想到整個國家大局，以至于流淚。這一方面固然是他那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另一方面，也是點醒、開導吳郎的應有的文章。讓他知道：“在這兵荒馬亂的情況下，苦難的人還有的是，決不止寡婦一個；戰亂的局面不改變，就連我們自己的生活也不見得有保障，我們現在不正是因為戰亂而同在遠方作客，而你不是還住著我的草堂嗎？”最后一句詩，好像扯得太遠，好像和勸阻吳郎插籬笆的主題無關，其實是大有關系，大有作用的。希望他由此能站得高一點，看得遠一點，想得開一點，他自然就不會在幾顆棗子上斤斤計較了。讀者正是要從這種地方看出詩人的“苦用心”和他對待人民的態度。

　　這首詩的人民性是強烈而鮮明的，在通常用來歌功頌德以“高華典雅”為特征的七言律詩中，尤其值得重視。詩的藝術表現方面也很有特點。首先是現身說法，用詩人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啟發對方，用顛撲不破的道理來點醒對方，最后還用詩人自己的眼淚來感動對方，盡可能地避免抽象的說教，措詞委婉，入情入理。其次是，運用散文中常用的虛字來作轉接。像“不為”、“只緣”、“已訴”、“正思”，以及“即”、“便”、“雖”、“卻”等，因而能化呆板為活潑，既有律詩的形式美、音樂美，又有散文的靈活性，抑揚頓挫，耐人尋味。

　　清人盧德水說：“杜詩溫柔敦厚，其慈祥愷悌之衷，往往溢于言表。如此章，極煦育鄰婦，又出脫鄰婦；欲開導吳郎，又回護吳郎。八句中，百種千層，莫非仁音，所謂仁義之人其音藹如也”（《讀杜私言》）。全詩正是在這種委婉曲折的夾敘夾議中來展現詩人的心理和品質的。詩作表達了杜甫對窮困人民的深切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