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創辦于1898年，初名京師大學堂，是中國第一所國立綜合性大學，也是當時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下面就是小編給大家整理的北大開學典禮致辭，僅供參考。

　　北大開學典禮致辭(一)

親愛的同學們：

　　“今天我們沒有什么隆重儀式，我個人來與同學說幾句家常的話。北大的歷史，先生們都已知道，然而新來的教授和同學或許不很清楚。”

　　“北大今年是四十八歲，還不夠五十，這四十八年是中華民國的多難之秋.常常開不成學、回憶四十八年的歷史，不無可紀念的地方，我現在將北大的歷史分作幾個時期來說 “第一個時期，是北大的開創時期，從戊戍到民國五年，從一***八年至一九一六年，是稱為京師大學堂，甚至被認為官僚養成所，那時參加學術的人都是丈化人，北大已經是當時的文化中心了。第一次革命時，，北大學生有響應的思想，也有響應的傳單。民國三年，二次革命也有響應的傳單與思想，所謂官僚養成所者已引起了滿清政府典袁世凱政府的注意。幾有解散的危險，假使沒有老輩幫忙的話，北大是早就解散了。

　　“第二時期是革新時期，自蔡先生民國五年來北大，到國民革命時代，十一年中可算是北大的革新時期。蔡先生的言論詩文，你們都已讀過。同事中也有不少是北大的學生。蔡先生的文章是不帶情感的，不善于說話和吶喊， 寫文章很少三五百字以上的長章。我們和他同事過，知道先生大公無私的精神，致力為學術的目標。

　　“那時候來的新人組織的委員會，剝削了校長的權力，尤其是用人權。組織聘任委員會，負責聘請教員的事。校長用人也要提交聘任委員審查資格，合則留，不合則退。我舉這例子表示蔡先生確能作領袖，替北大建立新制度。關于剝削校長權力的提議，他說:胡先生提不好，還是我自己提吧!因此能從全國物色人才，民國五年列十六年，包括五四時代、文學運動、思想革命，北大都享有很大的名譽但是我們現在回憶起來，感覺在蔡先生領導之下，人才并不夠多。那時的北大轟動了全國，同時，也引起了外界的猜忌，因此蔡先生曾經數次辭職到歐美去休息。

　　“我們前任校長蔣夢麟先生是蔡元培先生的得意學生，以教育家的資格來長北大，蔡先生大遭政府和軍人的猜忌，常以蔣先生的幫助，渡過很大的難關。北大從此被確認為全國學術思想的中心，然而，當事者亦感覺人才不夠，到國民革命的前夕，重要教職員學生都不能站在革命的前線，犧牲在軍閥之下的頗有人在。”

　　“第三個時期可以說是過渡時期，國民革命雖然成功，軍閥勢力仍然存在。蔡先生此時有志整頓北大，但是政客們不容許這樣做，他們想將北大掌握過去，將北大作為政治的工具。結果北大從十七年起等于沒有了，變潮平大學區中的一個學院。舊同學奔走呼號恢復北大，那時我們在上海。我說學校不能夠永遠不死，一個學校的名字雖然沒有了，然而既有一段歷史就不能被取消或埋葬的。就像歷史上的人物不能不死一樣。一定要恢復的話，就要把北大做的更好，所以那時候的復校運動并不對學校員責人感到興趣。這是從民國十六年到二十年的時候，可以說是北京大學差不多沒有了的時期。

　　“第四個時期，是北大的中興時期，蔣先生辭去了教育部長來任北大校長。我那時正因辦編譯委員會的事情北上，在浦口聽到蔣先生被迫辭去部長的職務而回家的消息。傅先生和中外學者朋友都覺得應該請先生回來，大家協力助整北京大學。那時侯，北京的教育界真是烏煙瘴氣。北平的校長不愿到北平之外，到全國去請教員，只是在機關里請人兼課，因此有一身而兼三十點鐘課的，兼三四處課的教授、主任、院長。而有系統的缺課法被發明，每周缺一處的課，像本周缺師大的，下周缺華北的，再下周缺北大的。蔣先生來了，找了百萬基金來維持北大，利用中華教育基全，設廿二研究講座，整個改造了北大，理科除了一位教授外完全解聘，這不能不說是蔣先生的偉大領導。不知者不能了解，當事者知道北大的中興時期是蔣先生和現任文法各院長和各位基本教授所造成。蔣先生以大公無私之精種，從全國聘請人才。蔣先生請劉樹杞先生主持理學院，請周炳琳先生主持法學院，都付之以完全整頓之權當時文學科因為老朋友多，改革不能像理法學院的徹底。蔣先生說：“適之你做請新人的好事吧!去舊的惡事讓我去做，你做院長新人由你去聘”。這事情我常常和同事同學提起。不要忘

　　記前校長在中興時期的偉大貢獻和偉大領導。民國二十年九月十七日北大開學了，經九月之籌備，一日而恢復了北大的光榮，甚至比過去更為光榮，至少理科法科更為充實。開學時大家真高興，不幸第二天就起了九一八事變。那時候起到七七事變的民國二十六年，這七年是北大的中興期，也是北大最困難的時期，現在在座諸位舊同事是知道的，打到熱河、長城，離北平朝陽門只有三十里了，教育文化機關紛紛將東西南遷。蔣校長堅決地主張北大不應該搬，絕對不搬一件東西，一本圖書。不然北大就不能繼續做研究工作。因為不搬而得偷來時間努力，二十二年到二十六年的功夫，安心做了四年的工作，那時候省下錢來，蓋房子，造了三大建筑、地質館、新宿舍、新圖書館，但并沒有向政府增一錢的預算。造房子安定了人心，他們以為蔣先生一定是有內線的，非但不遷而且添蓋房子，大概局勢是不要緊的吧!大家充分地利用了蔣先生給的時間，因此北大進步得很快。”

　　“第五個時期，是抗戰開始以后，局面變化得太大，北大放棄了北平，在南京籌備第一個臨時大學，這可說是流亡時期，清華北大南開成立聯合臨時大學。起初遷長沙，一年以后要遷云南的昆明，奉昆明八年稱為西南聯合大學。對于這一時期，在座許多北大的同事和同學從昆明來的，知道得比我多得多，因為我并沒有參加這一時期，我從外面看去覺得至少有兩點偉大值得提的。一、在艱苦的環境中奮斗，在極困苦中做研究的工作，使得未受苦的人起了百分之百的敬意。兄弟在國外聽到教授洗馬桶、抱孩子、煮飯，甚至于教授太太擺小攤賣東西以補助生活，我真是逃避了現實，不配來談這段北大重要的歷史。二、是合作精神。各校淪陷后紛紛遷往內地，組織了不少臨大和聯大，八年中只有西南聯大能夠支持到勝利，合作了八年。且看最近的三校聯合報考和遷校的合作。這點合作精神，不能不說是北大領導之功。蔣先生說合作是不容易的，要辦只有北大老大哥讓請華南開去出鋒頭。所以選張伯苓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對外就是聯大校長。八年抗戰和二年的復員，凡是可以出鋒頭的地方.都是讓他們去的，這種合作精神是很值得崇敬的，憑著這，我相信能夠建立新的基礎。

　　“我們現在不敢說，新北大、大北大然，北大是可算新的，因為抗戰時期北大已經消納于聯大中，除了在精神上還覺得自己還是一個北人人。”

　　“勝利復員之后，人數是大大的增多了。現在報告北大的人數：從聯大復員來的七百五十九人，從臨時大學補習班分發來的一千五百六十二人，一年級新生和試讀生四五百人，第二是工學院北平區新生九十二人，全國七區招術先修班新生六百八十六人，醫學院試讀生七人，總計是三千五百一十四人。工學院南京區新生、濤旸區新生還未發榜，此外加上青年軍讀讀生，以及抗戰有功將士的子女和其它政府分發來校的，總計大概要超過四千名，比起聯大來還大一倍，比老北大大三倍。從前抱殘守缺地只設文法理三院，現在加醫農工三個學院，這局面實在很大，(記者紛紛上前攝影)我們覺得責任和前途也正很大。希望不必說得太高，理想也不要成為夢想，今天我們覺得困難還很多，可是我們的財產，精神的財產，物質的財產都不少，精神上有蔡蔣二位先生的傳統，三十年來蔡先生的儀風，自由講爭獨立研究的精神，加上抗戰八年之中吃苦耐勞的精神，我們更不要忘記教員在淪陷期間的奮斗，如尊事教官白雄這給敵人捉去重刑拷打而不屈不撓，敵人亦無可如何，的確是北大精神的表現，我現在代表北大來謝謝白先生(白先生起立，在大家鼓掌聲中坐下。)還有孟心史先生、馬幼漁先生、錢玄同先生皆在淪陷期間替中國保全了清白和忠貞而逝世了。還有許多職員冒種種困難替學校保留財產。有一位同人抱了蔡先生的油畫像回來說，他在多年困難中收藏了這張像片，我看了不禁流淚。還有一位秘書冒極大的危險將研究所有的古物帶到上海香港轉運美固。又如沈兼士在輔仁大學作地下工作，后來隱藏不住冒險到內地。這是八年中的吃苦和堅忍的精神遺產。至于物質遺產，北大在國立和私立大學之中是最有點基礎的。這里第四院的十一萬冊圖書，一本都沒有損失，北大圖書館五十萬卷國書亦未毀壞。儀器方面，雖毀去一些，但大體上還很有基礎。農學院是新設的，醫學院我在這里可以替北大登登廣告，在世界的地位且不說，在全國不說第一，至少占第二，人才方面都選全國最好的人才擔任，設備方面在國內

　　恐怕只有上海醫學院和中大醫學院差可相比。憑這種人才和設備，我們應不悲觀，我們可以鼓勵作小小的夢想。”

　　“我希望大家把學堂當作學堂，做成功今日最高的學術研究機關，使先生半生在全囚學術思想人格上努力作最大努力，貢獻吾人最大的貢獻。這樣的理想不能算夸大，不能算夢想。 “至于如何把北大做到最高學府，我想有兩方面，可以提供給先生批評，給同學考慮。

　　一、提倡學術研究： 望先生攜學生多做研究，做獨立的創見，做In—dependent 0rinal Research。希望各位先生對此精神作高深的學術研究。

　　二、對于學生希培養成能夠充分地利用工具，能夠獨立的研究、獨立的思想。這一方面是研究學問，另一面是做人。外面貼著歡迎我的標語，這“自由思想，自由學術”，為什么不說“獨立思想”呢?我用“獨立”，因為獨立和“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不同。北大向來的傳統是如此，思想當然自由，學術也當然自由，不用再說，而獨立精神倒是值得一提的。自由是對外界束縛的，北大三十年的傳統，并沒有限制先生的思想和學士的研究，自由當作當然的.信守。什么是獨立呢?“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給你自由而不獨立這是奴隸，獨立要不盲從，不受欺騙，不依傍門戶，不依賴別人，不用別人耳朵為耳朵，不以別人的腦子為腦子，不用別人的眼睛為眼睛，這就是獨立的精神。學校當然給你們自由，然獨立是靠你們自己去爭取的。 “最后，對同學們說，我是無黨無派的人，希望學校也成無黨無派的。這意思不是說個人不能有政治思想，就如宗教思想一樣，我們可以信耶穌，也可以信天主、佛教，或回教，學校是不干涉的。思想左或右，參加政府黨的左派右派甚至其余各黨派，都是可以的。我再說學校只承認各人是學生，不分宗教政治的信仰，絕不因學生思想宗教而遭歧視，但同時希望個個學生教授把學校當作學校，當作你們的母校，求學問和研究學問，求知做人和訓練做事的機關，不要使得學校慚愧，這是老生常談;我再說句老生常談的話古人說活到老學到老。我五十六歲才覺得這話意義真深刻，我們若忘了自己是學生，我們會把事情把問題看得容易，所以我批評孫中山先生知難行易是把行看得太容易，這是武斷，不肯以求知方式去行。八十五六歲了還在做學生，當初學農，后來學文學、哲學以及政治、經濟、教育，文學史和歷史，但今天我還是學生。我說對政治不感興趣，昨天安徽同鄉問我安徽主席是誰教育廳長是誰，我皆的確不知道，的確我還未曾學列。人家說我作一年半載小學生是逃避發表意見嗎?是客氣嗎?在我的確希望對政治問題和其它一切問題上永遠保持學生的態度。我送諸君八個字，這是與朱子同時的哲學家文學家，作《東萊博議》的呂祖謙先生說的“善未易明，理未易察”。我以老大哥的資格把這八個大字，送給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