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預防艾滋病思想總結(一)

　　經過此次公司舉辦的“揭至艾滋病預防控制”喧傳活動，讓原來朦朦朧朧的我們了解關于艾滋病病毒的知識，也有所感悟。12月1日，我們將迎來又一個世界“艾滋病日”。從艾滋病在中國的第一例報告提出到今天已經20年，這里有許多問題應該反省 ：

　　從艾滋病在中國的第一例報告提出到今天，20年的時間中我們未能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傳播。

　　這里，我們應該反省什么?

　　在此之前，我們對這種疾病一無所知。我們不知道在20世紀的70年代，或者更遙遠的過去，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也不知道它究竟起源于何處。艾滋病從一開始就被籠罩在重重迷霧之中。那時候，雖然眾說紛紜，其中不乏合理的猜測和頗有科學依據的推論，但還沒有哪一種觀點能夠得到世人的公認……現在，仍然存在不少爭議，只是這種得了艾滋病爭議不見得與科學有關…

　　現在我們應該把作為疾病的艾滋病和作為問題的艾滋病區分開。后者顯然不是靠醫生和衛生行政機關能解決的。艾滋病在中國不是頭號的災難，說“到2010年，感染人數可達1000萬”，是缺乏充足證據的;說由此“改革開放20年的成果將毀于一旦”，則完全是危言聳聽。

　　艾滋病雖然不是頭號災難，但卻是一個標識，它顯現出一個地區、一個國家在發展中的方方面面的問題;檢驗著不同的人群、國家的價值取向和回應能力。在開放時代，疾病的流行不為國界所限，但在不同的國家，在不同的制度下，人們對疾病流行的預防和控制的效果卻可以是大不相同。

　　艾滋病在中國所顯現出的，恰恰主要是中國社會轉型中的問題，是一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一般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作為轉型國家所特有的問題。

　　首先，我們對艾滋病的認知就存在問題：兩年來，人們通常的說法是中國有84萬感染者，但人們很少清醒地認識到這只是一個來自官方的“估計”數。“到了2010年中國的感染者將有1000萬”的聲音仍不絕于耳，官方文件的另一個說法是在2010年把感染人數控制在150萬以內。從2003年的84萬提出起，到2010年如要達到150萬，平均每年須增長近10萬，要達到1000萬，平均每年須增長130萬，有沒有這種可能?

　　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大多在農村，為吸毒的人，他們對國民生產總值的貢獻甚微，在“四免一關懷”(“四免”即對艾滋病感染者免費提供藥物治療、免費檢測、對其中的孕婦免費提供阻斷藥物、對艾滋孤兒提供免費義務教育;“一關懷”指政府對生活困難的艾滋病家庭給予補助)政策出臺之前也基本不消費公共產品，在2000年時有些人就計算出4620～7700億元人民幣的經濟損失，依據是什么?

　　在艾滋病問題上，一些人和機構對“認可、尊重和保護人權，反對歧視”這一當今人類社會主流的價值取向半心半意，而對來自國外的具體做法卻盲目模仿，生搬照抄。我們接受國際組織、外國政府和國外機構對我們的“政策開發”，但卻缺乏使本國公眾 特別是感染者和相關人群 參與立法、決策的制度性保障。

　　仔細想一想，在與艾滋病防治的相關方面，從對事實的認知，到做出生理、病理、流行病學、人文和社會科學的解釋，到回應 傳遞預防信息、采取預防措施、設立制度規則、進行行為干預、研制疫苗、藥物、發明治療方法，有多少是中國人的創造，是中國人對世界的貢獻呢?當然，如果外國的做法，完全能解決中國問題，我們并非一定要標新立異，問題是即使在理念、規則相同的情況下，因地制宜也是必要的，這一點，早已為經驗所驗證。

　　近來，衛生系統總結艾滋病防治未能收效的原因為：1.對嚴重危害認識不足;2.“四免一關懷”政策落實不平衡;3.實際掌握的感染者比例低;4.宣傳教育不夠深入;5.干預措施覆蓋范圍太小;6.農村衛生基礎條件差，艾滋病防治技術力量匱乏;7.引發艾滋病流行的危險因素短時期難以根除。而在這里我們要提出的是：導致這7種現象存在的深層原因，也正是改革在整體上必須突破的結構性和體制性的障礙。

　　要解決問題，就要設立信息公開，公眾參與，官員問責的制度保障，就應改變疾病預防控制機構作為“事業單位”的現狀，將其收歸國家機關，并給予職權、責任、編制和財政上的保障，應設立普遍覆蓋全體國民的、城鄉一體的、最低限度的醫療保障制度。

　　當我們在決策上把艾滋病對人的生命和生存質量的危害看得比對經濟的危害更重的時候，國民的素質就與制度安排同等重要，它與制度并列成為艾滋病防治不可或缺的資源保障，因為在一個人與人之間關系冷漠、缺少關愛、存在歧視和敵視的不和諧社會中，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艾滋病的傳播的。

　　回顧中國防治艾滋病20年的歷史，我們的相關法律政策幾經變化，中國艾滋病感染者的報告數從百余人增至十余萬，而推測數則為幾十萬或百萬人。反思這一過程，如果“以人為本”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及“四免一關懷”的具體政策能早提出，中國的艾滋病感染者當不會像現在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