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是一把雙刃劍，給我們的城市帶來勞動力和價值，也帶來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對于這個問題，我們怎么解決?以下是小編為您的帶來的關于對社會流動人口的調查報告，感謝您的閱讀!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社會經濟的發展，在社會管理方面呈現出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特別是社會流動人口的管理、刑釋解教人員的重新犯罪、社會青少年犯罪問題，已經引起了專家學者和社會各界的關注。*市司法局組織課題調查組，堅持理論聯系實際，先后在*縣召開機關、學校、企業、社區座談會，并查閱大量資料，對*市社會流動人口、刑釋解教人員、社會閑散青少年的狀況進行調查。現將調查結果報告如下：

　　一、當前社會流動人口的基本規律和特點

　　關于流動人口、刑釋解教人員、閑散青少年的概念，有著自身的內涵和外延，不能排列和等同，更不能混淆。流動人口的內涵可以包容刑釋解教人員和社會閑散青少年，流動人口在外延上大于刑釋解教人員和閑散青少年。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看，雖然都屬于社會管理的范疇，但有其自身的規律性。

　　社會流動人口是指社會成員在社會結構中所處位置的變動，亦稱社會流動。它通常是指社會成員從一個階層向另一個階層的流動，有時只限于從一個職業群體向另一個職業群體的流動。這是一個深層次的社會管理學問題又是一個深刻的社會實踐問題，具有社會歷史性、綜合性和動態性特征，折射在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社會主義轉型期的社會流動人口狀況，是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素逐步滲透，尤其是生產力中人的活躍因素，其作用大于經濟和技術引起的流動，同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個體系比資本主義社會更加開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出現了社會各種利益階層或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階層或利益集團和政治、經濟、文化均開始顯示獨立性，而且影響力日漸加大，引發了新的社會流動。

　　(一)經濟發展型。*市和全國一樣，自“三線建設”以來，以**為代表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建設和發展，一大批優秀人才和先進的科學技術進入*市，加快了工業化進程。同時存在的集體經濟、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中外合資經濟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推動了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城市居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日益增長，為社會流動人口提供了物質基礎;在建設的進程中，加快了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公路基礎設施建設步伐加快，省級公路四通八達，為人流、物流提供了交通便利，促進了地方區域經濟的發展，成為周邊省、市人們向往發展的“寶地”，市中心城區人口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50,000余人，增加到現在300,000多人。

　　(二)政策引導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上來，改革開放的政治經濟政策從沿海、東南向內陸延伸，人民的政治權利上升，把主要精力集中投向地位變動和經濟生活的富裕上來。在城市進行新的經濟體制改革，大量的股份制企業、股份合作制企業的涌動，推動企業所有制結構調整，產權制度的改革，企業資產重組，客觀上引導一部分才華精英的社會成員流向了*市，也刺激了當地的有用人才向東南沿海流動，就是人們常說的“孔雀東南飛”。在農村推行各種各樣的承包制，政府部門的部分權利下放，逐步放寬了農村與城市人口流動的限制，在傳統體制下的絕大多數農民深刻地理解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科學道理，遵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的自然規律。于是，農村社會流動人口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展開，直到如今仍然保持著“開弓沒有回頭箭”的勢頭。實行土地承包之后的農民有了自主經營的權利和支配勞動時間的權利，在人多地少，石漠化嚴重的偏僻山區，農業成本上升、農業效益下降的壓力下，面對城市較多的社會福利，紛紛離開家鄉，涌入城市尋找生存的空間。

　　(三)資源分配型。社會流動意味著個人社會位置的改變，其目的是改變自己所處位置上的社會資源的質和量的分布狀況，大多數人爭取自己所期望或應得到的經濟利益、政治權利、職業聲望等社會資源，對整個社會資源進行再分配。*市自然資源極為豐富，素有“江南煤都”之稱，通過對煤炭資源開發，鋼鐵、建材、電力、鋁業已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在國民經濟發展的進程中，小城鎮建設步伐加快，服務業長足發展，基本形成有礦必有城，有廠必有鎮，外地人口的流入，本地人口的自發流動，社會經濟關系、人口、生活方式等由農村向都市型轉化，必然形成人口集中和生活方式的傳播，使得城市人口相對于整個地區人口的比例上升，同時人們的價值觀念、行為模式、道德規范、閑暇娛樂發生了變化，生產方式不斷更新，對社會資源重新再分配。如盤縣境內的盤江礦區、城關鎮和紅果鎮片區人口比例占盤縣總人口116萬的60%左右。城鄉人口互動表明了投資的增長，推動了整個社會消費的增長，促進了經濟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