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鄉村醫生扮演著特殊的角色。他們既耕田種地，又擔負著為廣大農民提供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重任。

　　然而，隨著近年來經濟發展和醫療體制改革的深入，受諸多因素影響，鄉村醫生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2015年，我省出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鄉村醫生隊伍建設的實施方案》提出，按照每千名服務人口不少于1名的標準配備鄉村醫生。這意味著，擁有5000多萬農民的我省至少需要5萬名以上合格村醫。

　選擇村外看病的越來越多，村醫收入越來越少了

　　一座不起眼的低矮磚房，屋頂鋪著一層灰瓦，門口既沒有標志也沒有牌子。雖然位于村中心臨街的位置，可如果沒有村民指點，記者還是很難找到這個冀中某村的村衛生室所在。

　　“反正看病的人也不多，不用多大面積，再說村里人都知道這兒，也不用掛牌子。”該衛生室村醫王真告訴記者，衛生室外屋是診室，里屋是休息室，也當儲藥間。

　　“我今年55歲，當村醫30多年了。村衛生室就是我當村醫那年蓋的，按理說早該翻蓋重建了。但近幾年來看病的村民越來越少，我的收入也越來越低，只靠當村醫這一萬多元的年收入，養家都難。沒辦法，現在家里種了十幾畝地，農忙時要下地干活，有人來看病就給我打電話。”王真苦笑著告訴記者，如今自己連“全職”也算不上，自費改擴建衛生室想也不敢想了。

　　與如今的“低收入”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王真30多年的村醫生涯中，也有過風光階段。

　　“上世紀80年代初，還是工分制的時候，村醫這一行和村干部同工同酬，在我們這兒一天能掙10個工分。后來，工分制度取消，我收入很大一部分來源于藥品差價，最高能占到收入的40%-50%。”王真回憶。

　　變化始于21世紀初。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外出打工的人越來越多，村民不斷流失，王真感覺到，來看病的村民越來越少了。

　　“我們村本來就不大，現在戶口在村里的，也就1200多人。但村里沒有什么產業，青壯年多出去打工了。實際上常年在村里住的幾百人，還以老人和孩子為主。”王真無奈地表示。

　　鄰村村醫孫明明的無奈比王真“更進一步”。

　　孫明明所在的村稍大一點，在冊人口2000多人，常住人口不足1200人。“人們在外面打工久了，就看不上我們這些‘土村醫’了。他們自己不在村里看病，家里的孩子老人得了病，也會想方設法到縣城、市里看病，最不濟也是去鄉衛生院。看病的人少了，收入自然就少了。”

　　王真說，在社會各行業整體收入水平不斷增長的背景下，村醫收入不升反降。“我是年紀大了，一輩子的技術放不下，干不了別的。不然我也想轉行，或者去外面打工。”

　　記者走訪發現，在有些經濟不甚發達、沒有產業基礎的農業村，由于外出打工人員較多，村衛生所病人減少、村醫收入下降，個別村醫單靠行醫甚至難以維持生計。

　　與王真、孫明明所在的村不同，石家莊某縣村醫楚衛東所在的是一個有3000多口人的大村，村里有幾個自辦企業，村民們多在廠里上班，相對比較富裕。服務人口多、經濟條件好，楚衛東的診所也顯得更為“氣派”：里外共5間屋，寬敞干凈，中藥柜、西藥柜、氧氣瓶、診斷床一應俱全，還有4張病床。達到這種規模的診所，在農村并不常見。

　　楚衛東告訴記者，因為村里人多，診所設備也比較先進，每天來看病的村民很多。但即便這樣，他每個月的收入也只有3000元左右。

　　楚衛東今年35歲，2004年畢業于石家莊一所專業醫科學校，是村醫中少數擁有專業資質的“少壯派”。良好的口碑和診所先進的醫療條件，讓他曾一度對自己的工作和收入非常滿意。

　　“2010年前后，‘新農合’基本在農村覆蓋。這兩年家里有車的農民越來越多、路越來越好走，反正看病都能報銷，到鎮上、縣城就是一腳油門兒的事，所以只要條件允許，農民有個頭疼腦熱都要跑到鎮上或者縣城看病。”楚衛東表示，隨著人們的生活水平和健康意識的提高，村衛生室在方便程度和報銷比例方面的吸引力已經大大降低了。

　　差不多與此同時，2009年國家實行基本藥物制度、取消藥品加成，要求基本藥物零差價銷售，楚衛東的收入一下子“掉了一大半”。“村民到衛生室，一般也就是看個感冒、腹瀉之類的小病，最多也就是打針輸液。實行‘零差價’之后，根本掙不到什么錢。”

　　“憑良心說，新農合、零差價，老百姓得了真實惠，我們也服氣。”楚衛東說，其實國家在推行基本藥物制度改革時，本來也是考慮了村醫收入問題的，根據規定，推行藥物零差率銷售后,財政按各村衛生室的服務人口數量發放基本藥物補貼。根據現有的國家補助標準,一個服務1000人的村級衛生室每年光補貼就應該有近2萬元。

　　“但實際上，由于財政緊張等諸多原因，個別地方的村醫補助做不到按時足額發放，經常拖欠或者克扣。”楚衛東告訴記者。

　　河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在2015年針對我省某地264名村醫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月收入在2000元以上的村醫只有25.4%，只有1.5%的村醫對收入感到滿意。

　　為了維持生計，許多村醫只能“搞副業”。上述調查顯示，半醫半農的村醫占33%，醫主農輔的村醫占42%，脫產從醫的人僅占7%。

　　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衛生財政與績效研究室主任應亞珍多年從事農村衛生政策研究。她認為，推行新醫改以來，村衛生室只能使用零差率的基本藥物制度，村醫收入渠道發生變化。以前主要靠賣藥獲得差價收入，現在主要依靠政府購買服務和直接提供生活補助。村醫收入降低，部分是政策因素導致的。因此，各地政府一定要為村醫提供基本收入保障。否則，鄉村醫生的收入將明顯下降，日常運行不可避免受到影響，這不僅增加了政府的.補償壓力，也嚴重影響到鄉村醫生從事醫療服務的積極性。

　　村醫年齡越來越大，醫術提升空間越來越小

　　今年45歲的李德福是秦皇島市一名鄉村醫生。1992年他從某醫學高等專科學校畢業后回到家鄉，成為一名村醫。

　　“現在全鄉50來個村醫大部分在50歲以上，比我年紀小的還不到10個，30歲以下的一個沒有。”李德福笑稱，別看自己已經干了20多年，但在村醫隊伍中，還算“年輕人”。

　　河北大學公共衛生學院2015年的調查顯示，受訪村醫平均年齡為47.98歲，其中最小的23歲，最大的78歲，50歲以上的占38%，小于30歲的僅占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