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下的教育太折騰了，折騰得好些老師不知道如何上課，不愿上課，不敢上課了。教育要是還不平靜一點，或者說睿智一點，我們的教育肯定是很危險的。今天是這種教法，明天是那種教法，明天的教法常常否定今天的教法。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一些教育決策者為了推行一種教法，往往把以前的教法貶得一錢不值，為了推行“啟發式”，就得貶低“注入式”，為了推行“問題式”，就得貶低“主講式”。無學術包容，有學術霸氣或者說匪氣。認真想一想有些教法的出臺，有些教法的群眾運動，不是教育的必然，不是某一學校，某一班級，某一屆學生的必然，老師的實際必然，而是領導所謂的改革必然，所謂的政績工程必然。一個地區、一所學校實施哪種教法，不是由教育實際而定，而是因主管領導人的更替而論，尤其是因主管領導的個人好惡而定。好些教育官員在新的崗位上大多不太尊重已有的決策，原有的制度，而喜歡另起爐灶，當然其結果是“三把火”燒得教育不斷的“創新”，也不斷的折騰。

　　事實上，一種教法的好壞效果是不能在短期驗證的，教育改革成果或是所謂的創新成果更不是立竿見影的。好些教育成果要等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長時間才可見出成果。就像當年一以“學農、學軍、學工”為核心的教育思想，好些人因為一而否定它，直到一、一、王歧山等人作了中央常委之后人們才發現它才它的好處來。

　　我曾研究過新西蘭的教育制度，發現這個國家行政部門原則上不干涉教師的學術選擇，教法選擇，只要不違法，教師，尤其是一線教師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之內有相當大的學術自由。而我們是行政命令辦教育，不是學術辦教育。

　　這種教育還美其名曰“中國特色”，實質上是盲目的教育，利己不利人的教育，是個人英雄主義的教育，再說白一點，它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教育。

　　教育要出成果，需要一定的冷藏期，一定的封閉期，一定的穩定期。想想陶行知、晏陽初等世界級的教育家，他們哪個不是在一定的封閉期出的成果，假如我們的行政干預面太大，大頻繁，他們有現在的成果嗎？當然，我不是反對教育的改革，時下的教育也需要實實在在的改革，而是說我們的改革是要在尊重教育規律的前提下的改革，而不是想當然的改革。再想想中國一些科學家，在未出名的時候能潛心搞科研，一當出名之后，尤其是當官之后，今天作報告，明天作演講，他哪有精力高科研，當然，其水平也就原地踏步了。

　　每年諾貝爾獎結束之后，我們好些人都會分析中國人為什么沒有得獎的原因，幾乎所有的文章都會說到中國的教育，指責的人多，有建設性意見的人少，罵人的多，走極端的人多，能提供可操作性的辦法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