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沈從文面對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他努力融入卻格格不入的時代，他悲嘆：“我的作品靠的是思，但現在首先要信，可我若以信開頭，終究是長久不了的。”

　　信與思，這是一個永恒的命題，一個人類終其一生都在尋求的問題。信使事物簡單，所謂信則有，不信則無，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毋需多言。思則要運用理智和經驗，思雖不等于不信，但思對信本身就是一種詰問。

　　作為一個作家，沈從文陷入了信與思的深深矛盾之中。毫無疑問，他想要順從時代，想要堅信，但他又不自覺地思考這股浪潮，思考他想信仰的那個東西是什么，這就難免與他所信的產生沖突。畢竟，信仰容不得懷疑，而懷疑是思考的源泉。

　　而另一端，那個時代的受眾們，明顯更傾向于信。他們狂熱地相信，因信仰是簡單明了的，也是有力的。當然，這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弊端，我們今日也同樣如此，我們依舊不得不羞愧地說：確實，盲目的叫喊聲比什么思辨的話語都叫得更響，并不是思考有錯，也并不是思考使人軟弱，而是人們無法接受他們需要反復認知事物的事實，但非黑即白的信仰能給人一種似乎絕對正確的勇氣。

　　作家不是政治家。一個再冷靜思考的政治家也知道他的事業需要狂熱的支持者，因為“想要在房子里開個窗戶就要有拆掉一堵墻的準備”。堅定的狂熱主義者是政治運動的催化劑。

　　作家不是教主。任何一個教主，都偏愛狂信徒遠甚動搖不定者。教主們的話是信眾的玉圭，信眾們需要的只是仔細聽，并理解教主的意思。

　　但某種意義上作家是天然的政治家與教主。只要他們的作品仍在被翻閱，必然會有接受作家思維的受眾群體存在。曾經由思考得出的，又成了另一種信仰。

　　王鼎鈞說：“愚者言而智者擇。”我認為這是理想狀態，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智者言而愚者擇”。愚者該如何判斷智者的話呢？是真是假，是善意的謊言還是惡毒的真相？

　　我們固然看見了愚民對智者的暴行，但也同樣知道智者對愚者的欺詐。圣母招炮灰，英雄收小弟，領袖養打手，愿意相信他人的愚者往往受到更多傷害。用嘴炮說服，用理念吸引，用許諾誘惑，智者控制著愚者卻又難以被發現。智愚相欺，我不知道這何時是個盡頭！

　　但信與思，本就對立而統一。思考者需要信仰者，信仰者也同樣需要一個能被信仰之人。愚者，智者之資，智者，愚者之師，也能說得通。

　　而沈從文的痛苦在哪呢？他想要純文學，但世上沒有純粹的文學，他崇尚真善美，但真善美也只是社會生活中的次生概念，談何純粹？他想與時代不相傷，但作家的工作就是說話，而“再小的石子也能激起漣漪”，他只好溺心于歷史，畢竟歷史學唯一要求的是真實。

　　再看我們這個時代，信與思的問題也愈發激烈，因為從來沒有哪個時代提供了互聯網般巨大的平臺。古往今來所有的教主、哲人、政治家在同一個大廣場上相遇，他們的聲音借后人之口激辯。當然，我無意于貶低信仰，因為信仰亦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動力源泉。但是信什么，怎么信，又一下子把“信仰者”分出高下來了，沒有思考，就只是盲從。

　　總之，若要信，不如從思開頭，或許能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