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首部以“官德”為主題的《中國古今官德研究》叢書問世，該叢書列舉了大量的古代格言和案例，又根據社會形態之差別，把古代官德與現代官德的概念講解得很透徹。此外，該叢書還將貪、官分為貪瀆、權奸、酷吏幾大類，這套叢書成為了我們反腐倡廉教材的讀本。

　　對官員講官德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問題是在當前反腐倡廉形勢不容樂觀的情況下，對貪、官講倫理道德靠譜嗎？對貪、官而言，他們根本就不信倫理道德這一套，否則他們就不會走貪腐這條路了。況且，他們連強制性的法律嚴懲都不害怕，又何懼無關痛癢的軟性道德說教？就此而言，試圖在貪、官面前講官德無異于癡人說夢。

　　雖然在中華民族傳統中，有非常多的優秀官德資源，例如孟子的民為貴，范仲淹的憂民思想等，但當下的官德建設，并不能簡單地等同于把傳統文化中的官德直接拿來使用，因為傳統中國是中央集權制國家，“有治人，無治法”，這種社會環境中產生的官德，顯然沒有今天法治的“權利本位”等新道德因素。因此，當下我們的官德建設必須以權利為基礎，從權利的本位出發。

　　由此可見，道德作為一個無法量化的軟性約束，雖不可或缺，但不應成為在現代社會管理中的先決因素。其實，當下官德不彰的背后是權力制衡機制的嚴重缺失，權力監督不力，則官德建設就無從說起。如果權力監督不力，就會使掌握權力的人喪失人之為人的基本特質。最近，中央編譯局有一位高官—衣俊卿，因生活作風、問題被、免職，他在記者面前坦言：“都怨自己權力太大，約束太少，誘惑太多，情人太妖……”，可以這樣說，權力的監督不力害了衣俊卿。權力使人變為神，權力又使神變為鬼。試問，如果權力監督有力，衣俊卿敢如此放肆和女傅士—常艷，到北京西單鬧市開鐘點房搞男女關系？由此可知，權力監督不力，是導致官員生活腐化墮落的主要原因。

　　有一位反腐專家說：“當權力失去百分之二十的監督時，貪、官們就會蠢蠢欲動；當權力失去百分之四十的監督時，貪、官們就會破門而出；當權力失去百分之六十的監督時，貪、官們就鋌而走險；當權力失去百分之八十的監督時，貪、官們就會敢于踐踏法律；當權力失去百分之一百監督時，貪、官們就不怕上斷頭臺。

　　要遏制貪腐現象的蔓延，對貪、官們不應當只講道德建設，而應當著重于制度建設。在現代社會，道德與制度最大不同之處就是，道德約束訴諸的是一種依靠個人自覺的內在價值體系，而制度則是一種具有國家強制力的外部因素的約束。由此可見，制度是道德發揮效力的先決條件，給官員們講道德的前提是每個官員必須是一個守法的公民。經濟學家哈耶克說：“制度是決定官員的變形與扭曲，一個好的制度，可以讓無德官員不敢輕舉妄動，而一個壞的制度，卻能讓天使變成惡魔，將人性之罪惡無限地泛濫”。

　　因此，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約束和監督官員，不將權力關進牢籠內，就不可能有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官德建設，唯有融入剛性的制度之中，才能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