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說與寫相比，有時寫還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下面是關于作文與說話，歡迎閱讀！

　　寫文章，我常困惑：其一是說什么，其二是怎么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事似乎容易解決，因為只要“要說什么就說什么”和“話怎么說就怎么說”便好了。簡言之：想說什么就寫什么。葉圣陶先生主張，“心里怎么想,口里就怎么說,筆下就怎樣寫”，“語文一致”。兩位大師從根本上點出說話和作文是一回的事。具體說來，人為什么要說話呢？因為心里有想法，有看法，要告訴別人。那人又為何而作文呢？卡夫卡說：“我有一種寫的沖動。”試想一下，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許多名著，難道他們也都是領導甚至和某部門簽約后才讓寫的嗎？人要作文，也是因為得到什么見聞，產生什么想法，要急于告訴別人一一這就是“一種寫的沖動”。弗洛伊德把它歸納為潛意識，并且鎖定它是創作的動力。清代詩人黃遵憲云：“我手寫我口”，也道出了說話和作文的密切關系。

　　說和寫是一回事，都是表達說話人和寫作者對某一事物的印象、感受和看法。但為什么實際操作中，我們會覺得說話容易而作文難呢？這是因為，說和寫是“一回事”的同時，尚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如：兩者使用的語言形式不同，說話用的是口頭語言，它有聲無形，很隨意，說完了就消失了，作文用的是書面語言，它有形無聲，寫出來可以長久留存下去，甚至讓成千上萬的人看到。例如《三國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等名著，在中國可以說家喻戶曉，人盡皆知，并且它們還傳遍世界各地，被搬上銀幕，搬上舞臺。所以，寫作者更不能隨意亂寫，、要講究一定的分寸，遵循一定的準則，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正如我們自家人吃飯和請客吃飯不一樣，前者可以隨便弄一兩個菜，可以不擺桌，隨意端著飯碗邊散步邊吃飯，唯求吃飽就行；而后者，一定要講究飯菜的優劣，一定體面地圍桌而坐，更不能隨意走著吃。這都是作為社會人要承擔一定社會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的需要。正如周作人所云：“我寫的文章和在講壇里所說的同樣的負責任，決不愿誤人子弟。”

　　說話表達清楚明白皆可，但作文除此，更求表達的藝術效果。立意高遠、耐人尋味、章法巧妙、詞藻優美、形象生動、言簡意駭等等術語都是用來規范作文的。清代桐城派作家姚鼐提出的“義理?考據?詞章”，也是針對作文而提的。作文比說話難就在這里，此外，尚有一種說法，是說說比寫易的最根本原因，是二者練習的時間大不一樣。我們沒上學之前，就懂得說話，能夠表達一定的意思，但究竟還不能作文。上了學，就算每學期練寫作十篇，總共也就幾十篇近百篇，和每日多次張嘴說話比，動筆練習的機會的確太少了。這說明，寫比說難不是寫的本身造成的，而是我們學習的機會太少了。因此，我們提倡精讀大量名著，養成作讀書筆記和寫日記的習慣，日常勤練筆，好文章是可以寫得出來的。從小學生到高中生，增至大學生，經過多年的練筆，許多人不也都寫出像樣的文章嗎？這也不正說明作文是不難學會的嗎？

　　說與寫相比，有時寫還真是有其容易的一面。譬如同學聚會，每個人都要即興演講，你沒有準備，心里慌，只說了幾個字便作罷，或講得無頭無尾，沒條沒理，一定達不到說話的效果。怎么辦呢？難道你會挽留大家，說你可以再來一遍？君子一言，豈駟馬能追？講出的話，是潑出的水，是很難原樣收回的。倘若先前寫好了一篇稿子，情況就不同了，寫的好處就在這里。想想，完成一篇文章，我們可以列提綱，一段又一段地充實內容，可以查閱資料，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直至自己滿意了，再拿去請教別人；有不足之處，仍可以商量和修改。

　　作文這東西，越往里學越嘗到甜頭，也越覺得它博大精深，也越難于攻關。比如打跳棋，你為自己辟道路，可對手又處處設卡設陷阱，每走一步都不容易。突然能一棋跳到頂，甚至拿了贏局，那是多令人高興的事。試想，若沒有對手干擾，或他索性說：“算你行，我不動了，你跳吧”，那還有何意思呢？這和我們跟別人吵架時說“算你厲害了，你有理了，我輸了不就行了嗎”有何異呢？作文也是這個道理，困難不小，又學無止境，關鍵要知難而進，盡管贏不了它，但跟她“吵”到底還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