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在北京機場一座自動咖啡機前喚來一位侍應，告訴她咖啡賣完了。她瞧也不瞧地迅速響應：“有呀，怎么會沒有？當然有?！钡鹊剿约鹤屑毑榭催^之后，才發現咖啡果真倒光了，于是她沉默著為機器裝上一袋咖啡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么她的第一反應會是這樣子呢？為什么她連一眼都沒瞧，就能如此確定那座咖啡機的運作很正常呢？

　　其實這也不是什么很不尋常的事。我們坐出租車，要是發現車子震動得厲害，司機一定會說：“沒事?！蹦谭鄢缘煤⒆由四I結石，負責官員卻在大規模檢測開始之前，就信心滿滿地告訴大家：“出問題的只是極少數產品?！?/p>

　　這又讓我想起中央電視臺轉播奧運開幕式的解說。據說他們后來做了內部檢討，承認當時的表現的確不夠好。我干電視這一行，很明白他們的問題其實出在讀稿上。事先寫好一篇激情澎湃的稿子，然后再高昂地把它朗誦出來，完全不顧當時現場的實況。于是觀眾看見的和聽見的，仿佛來自兩個不同的星球。

　　這是一個語言文字與真實世界嚴重脫離的國家。前人花了一萬多年努力去命名世間的每一樣事物，例如一頭山林中的走獸、一座架設在河道上的橋梁、一種曖昧的情緒，甚至是某種風暴的形態。到了現在，這一切名字卻像黏力失效的小紙片，從它們所在的東西上逐一剝落，逐一飛散。

　　所以我們開始習慣不再相信言辭。滿街的標語，我們當作裝飾；課本上的教訓，我們當作考試過關的口令；什么“國家名牌”、“免檢產品”，我們當作是產品包裝上的圖畫。甚至連我們自己也變成了在真空之中戲耍修辭的高手；公司辦的一切活動，我們都在內部通訊上形容它是“盛大”的；到訪的賓客一律“尊貴”，他們和領導的談話則必然“親切”；國營商店的墻上稱我們為“親愛的顧客”，但里頭的工作人員卻不耐煩地用“喂”這個詞來稱呼我們。

　　活在這里，我很難不想起哈維爾在《無權者的權力》中所說的那個著名的故事：一個市場上的蔬果販在店鋪里打出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但這句話到底和他的生意有何關系呢？它是他的理想嗎？他真心信仰這句話的力量嗎？恐怕不。可是他仍然無可無不可地掛上了這面標語。如果每個人都以類似的態度對待言辭與事實的隔離，那么他們一定不會再輕信任何言辭以及那些用言辭表達的所有美好價值。而這個社會將不只是個信任匱乏的社會，它還必將滋生出一種犬儒的冷漠。對于那種明明背離了現實的描述和形容，他們會說：“這真是沒辦法?！彼麄儠f：“反正事情就是這樣了?！蹦坏爻惺?，機敏地度量，以一己的智巧去處理世事之無奈。

　　齊澤克對哈維爾這個故事的闡析很到位，他說：“對官方意識形態的那種玩世不恭的態度正是政權真正希望的——對于該政權來說，其滅頂之災是它的臣民把它的意識形態太當真了，并且將其付諸實施。”

　　雖然很多人都過早地衰老，常常世故地勸告那些還會生氣、還在盼望的人“不要太天真”。可是，我依然認為，當一個產品標榜安全，它就應該是安全的；我依然認為，當一個人自稱公仆，我們就要以對待公仆的方式要求他；我依然相信語言與事物的神奇對應，相信承諾必將履行，理念必得實現。這不是幼稚，而是公民存在的基本條件。

　　不只是“我相信”，更是“我要相信”。天然棉已經不是天然的了，甚至連蛋白質也不再是蛋白質。假如連我們自己也不試圖活在真實中，任由那種成熟而聰慧的犬儒蔓延，那么遲早有一天，“人”這個字的意義，也要淪陷、虛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