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按照他們自己的本能需要活著，并在需要的循環里最終走向墳墓。

　　但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是別人錯了，而不是自己錯了。

　　在這個邏輯里面，不存在偏見，也不存在愚蠢。至少不存在爭議，也不存在討論：除非否定人的需要，否則無法定位偏見和愚蠢的界限。

　　而需要，往往是不言自明的，就看有無實力去滿足需要：滿足別人的需要，或者滿足自己的需要。不過，經常是滿足了別人的需要，就忘了自己的需要，一旦想起自己的需要，就往往照顧不到別人的需要。只考慮自己的需要的人，被人們稱為邪惡，只考慮別人的需要的人，被人們尊崇為善人。其實善人不容易做，即便有心，也經常無力。倒是不求害人只求自保的惡人很容易做！

　　錢是邪惡的的么？

　　錢是邪惡的的么？都說是邪惡的，可是沒錢的人，會被人們認為更邪惡！——如果你沒錢，還沒等你干出什么邪惡的事兒，就已經有人把你當賊了。

　　圍觀是邪惡的么？如果不圍觀呢？就顯得更邪惡！

　　贊同別人的觀點，應該是美好的品質吧？也不一定，如果A先生和偉大的B女士觀點不同，那么贊同A先生的觀點的話，B女士就認為這種贊同是邪惡的，而且不可饒恕。

　　那么誰的觀點都不贊同呢？哦，mygod！，自己變成了最邪惡的！

　　其實，從來沒有不被邪惡過。不論是贊同，還是不贊同，不論是贊同A先生，還是贊同偉大的B女士，總要走入邪惡的循環——那么就圍觀吧，不表態，打個醬油表示路過，也好。可打醬油的，看起來是最邪惡——至于邪惡的具體表現，對不起，這不能說，只能說：打醬油的家伙，看起來猥瑣不堪，一看就不是好東西（當然是主觀心情）。

　　想明白了這一點，其實就要扮演邪惡的角色：因為人家是要扮演偉—光—正的，陪襯的人如果不邪惡，那就襯托不出偉—光—正到底表現在哪里了。因此，扮演邪惡的使命，其實就是早就被預設好的角色，而且是進入環境的第一前提。

　　“你有錢嗎？”，“有啊”，“那就可憐可憐吧”，“對不起，我是個守財奴，不會可憐你的”，“你可真邪惡”，“是啊，我冷酷無情，對你要邪惡”，“你可真沒同情心”，“是啊，同情心能吃飯嗎？”，“算球了，不給錢拉倒，不求你狗的—日的”，“那正好，我現在口袋里恰好一分錢都沒有，沒錢給你”，“你能沒錢？剛才你Y的不是說有錢嗎？”，“我剛才要是說沒錢，你會相信？”，“你要一開始就這么說，我肯定不相信”，“這不就結了，我就知道你不相信”，“看來是我錯怪你了，對不住啊，老兄”，“你沒錯怪我，是我自己混蛋身上沒帶錢出來”，“別這么說，老兄你這么說太讓我不好意思了，等你下次帶錢出門的時候，可別忘了給我點啊”，“這個，恩，再遇到你的時候再說吧”。

　　錢是什么東西？很難說清楚，邪惡的行為不是有沒有錢的問題，而是當別人需要錢的時候，能不能拿得出來的問題。拿不出來的時候就變成了邪惡的，拿得出來的時候就是救苦救難救急救命的恩主了。

　　或許這個觀點本身也是邪惡的，總歸不是善。佛家講經，那意思是要眾生放下欲望，而不是成全欲望。這樣一來，如果路上再遇到乞丐的時候，就該告訴乞丐：放下你的欲望，立地成佛吧。

　　以錢的角度談問題或許很邪惡，不過這也只是一個舉例說明。當某些需要不能得到滿足的時候，人們普遍認為對方是邪惡的。需要得不到滿足，就對別人不滿。不滿的時候，就認為是別人錯了，而不知自己錯了。那么，何來的所謂“偏見”和“愚蠢”？

　　因此我是惡的，別人都是善的。以實力來定義，應該算是最好的解釋。不過我的邪惡是無能為力，或有心無力的邪惡。

　　當邪惡感侵襲腦細胞時，認為“我”的存在，便是邪惡的根源：一方面無法滿足別人的需求，另一方面竟然妄想讓別人來滿足自己的需求。這種腹背受敵，兩面邪惡的感覺，就像罪加一等，恐怕死后都無葬身之地了。所以為了減少邪惡減少罪孽，最好的辦法就是增強實力去幫助他人而且不能要求他人任何一件事情。

　　在實力沒有強大之前，被別人要求的時候無法去滿足，也只能獨善自身，盡可能地不給任何人添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