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逢1966》(上海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版)，我的感覺是復雜的。這樣一部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無可避免地留下了時代的烙印。它寫的是畸形年代里的那段扭曲、壓抑、晦澀的青春。小說引起了眾多作者同時代人的共鳴，他們在這里讀到了共同的集體記憶，讀到了自己狂熱的、荒唐的、痛楚的、熱血沸騰的、不堪回首的過去。整部作品具有真實到殘酷的力量。

　　不過，在閱讀中，我仍舊有某種惶惑。我生晚矣，那個時代對我而言，何其陌生與隔膜。正因為我面對的是一部小說，而不是報告文學或其他，我便自然而然地以對待文學的挑剔眼光去看它。如果說，“老三屆”們從中讀出了某種親切的話，我則在短暫的惶惑之后，逐漸從文字的背后讀到了撼人心魄的東西。這種東西與時代符號無關，與小說本身的形式無關，與讀者的年齡閱歷無關，甚至，它也與流行的閱讀時尚無關；但它確如河底金沙般散發出沉著的光芒。在我看來，這才是小說的最為成功之處。

　　我要說的，是這一類的東西，比如，小說主人公陳瑞平和他生命里最初兩個女孩的情感膠著與彷徨，或陳瑞平面對母親生死存亡時的矛盾與痛楚。

　　自從陳瑞平的父親死去后，他的母親一直在生死之間徘徊，兒子與地主成分的她劃清了界限，四十三天沒喊過她一聲“媽媽”。母親生了胰頭癌，她已經在和死神面對面，但她心有不甘。雖然順從了世道，順從了命運，但畢竟不甘啊！那邊廂，兒子也在反復問著自己：“我能喊一聲媽媽嗎？一個紅衛兵能喊地主分子一聲媽媽嗎？”

　　“誰說過不能喊呢？她確實是你的媽媽。誰又批準你能喊呢？”作者冷靜地寫道。就在喊與不喊之間，母親生命的游絲漸弱，“瑞平趕到床頭的時候，是早上六點。媽媽已經去世了。一旁是呆呆站著的蔡小妹。瑞平一下子將手捂在了心口，他的心先是重重地落下，媽媽死了，他沒有機會叫一聲媽媽了。然后又突然蕩了上來，媽媽死了，我不用叫媽媽了。他的身體突然不受靈魂的控制，他喊了一聲‘媽媽’之后就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