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憶佩弦先生閱讀題及答案

　　《雜憶佩弦先生》閱讀原文

　　佩弦先生逝世了，這是一個如何的意外!他的病是舊病，時犯時好，誰也沒有想到這次要動手術，更沒想到動了手術就是這樣的不幸的消息。

　　佩弦先生是謹慎小心的人，他沒有一般文人的嗜好，也沒有一般文人的脾氣，他的生活總是那樣按部就班，腳踏實地，像鐘表那樣穩健而有秩序。這樣的人能在五十歲就死去么?如果相術可靠，他的眉毛是那樣黑而長;身材短小，可是精悍;瘦雖然瘦些，卻是瘦而有神;往常給人的印象總是精神奕奕，事事周到，這難道不是壽嗎?

　　然而事實上是太快了，佩弦先生死的太快了，出了任何友人的預料，也給了任何友人一個沉重的打擊。

　　是8月9號這一天的正午，林庚剛從北大醫院里拔牙出來，就到了我這里，坐定了就告訴我說：“朱先生又病了，也住在北大醫院，剛動過手術。”這是我聽到朱先生病了的消息之始。問起林庚見過朱先生的情形來，他說還好，我們總認為動手術的病的危險都在動手術的那一剎那，如果經過良好，是可以無礙而放心下去的。我打算過一兩天再去看他。同時我一向也有一個偏見，就是認為探望病人固然是好意，但假若抱這種好意的人太好，在病人的精神上便不免是一個難堪的負擔了。因此，我就又躊躇了。

　　誰知在10號的報上，也就是我曉得朱先生病了的消息的第二天，已經登著朱先生病危了。我這時堅信我聽到的林庚所見的情況是實，新聞記者的消息可能是舊聞，只是曾經一度危險而已，又為了刺激讀者，便渲染的過分，這也是中國新聞記者的常事。

　　可是慢慢情形不對了，11號12號都連著登起那惡劣的消息來。我不能不動搖了，我決定在12號下午去看他。誰知道這天下午又因為有事沒能去成，第二天才知道就是去成也晚了，因為已經不是活著的佩弦先生了，原來他在12號的上午十時已經逝世了!

　　連日的陰風凄雨，更增加了我的耿耿不樂。給我印象那么清晰地朱先生，竟作了古人了!

　　記憶一頁一頁地翻著，想起了十七年來和朱先生的往還。

　　最初和他的認識是我入了清華。那時他才三十幾歲。我沒有上過他的課，課外可是常去找他聊天兒。見面最多的時候，是在鄭西諦先生還在北平時，大家共同編《文學季刊》的一段。這時期雖然不太長，可是因為每一星期大家都要在鄭先生家里聚談，并且吃晚飯，所以起碼每一星期是有一個很充分的時間會晤的。因為朱先生的公正拘謹，我們現在也不大記起他什么開玩笑的話，同時別人也不大和他開玩笑。只記得他向鄭先生總是全名全姓的喊著“鄭振鐸”,臉上發著天真的笑意的光芒，讓我們感覺他是在友情里年輕了。

　　那時鄭先生住在燕京，從燕京到清華是有一段路的。每當我們夜深歸來，往往踏著月光，沖破了犬吠，在談笑聲里，越過了不好走的小路，快樂地分手。現在記得這情景的，除了我之外，只有林庚了。

　　朱先生當時開著“陶詩”的`一門課，我很想去旁聽。當我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有著習以為常的謙遜，說：“沒有什么意思，不值得聽的。”我們那時年少氣盛，也就信以為真，又聽說他常常叫人背誦或默寫，錯了字還扣分。我們那時又是不拘束慣了的，于是更覺得不聽也罷。后來知道他所寫的那篇《陶淵明年譜之問題》，恐怕就是那時研究的心得的結晶，到了自己對陶淵明也發生興趣時，是很后悔沒曾聽他的講授了。

　　朱先生謙遜，客氣，而且小心。他對于一般人的稱呼，都是“先生”。我有一位朋友編刊物，發現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朱先生的稿件往往有著涂改，這涂改之中有著一個共同點，就是盡量把口氣改的和緩些。在他的文字里，很少有“絕對”“萬分”“迥然”“必定”等字眼。就是有，也往往改成輕淡一些的了。

　　這一點兒也不錯。在待人接物上，我們很少見到他疾言厲色，或者拒人于千里之外。自然，我們也很少在他身上發現熱狂，像臧克家所說的“燃燒”似的。朱先生的性格和他的名字實在有著巧合——清!

　　可是他并非馬虎。他的字從來不茍，一筆一畫。他對什么事的看法，也非常堅定。而有一個一定的界限，——當然是穩健的。

　　他寫文字很審慎而推敲。在清華的時候，我們在一次談天里，問起他一天寫多少字，他說：“五百。”他反過來問我。我說：“不一定。快的時候，曾寫道一萬五千字的長文，還另外寫了兩篇雜感。”可是這是那時的話，后來自己也體驗到每天寫不到五百字的時候了。

　　在戰前一般人的生活都好，清華又是好環境，教授們的家都相當安適。每每在我們當下午四五點鐘去談天的時候，不但暢所欲言，既不關時局，又不談物價，更沒有愁眉苦臉，而且吃著好茶，有時來一道甜食點心，像蓮子羹一類等等的。我們在朱先生家里也不曾例外。

　　然而抗戰把所有人的生活劃了一道界限。我比任何人都早先到了昆明，在云南大學教書。這是二十六年的九月。那時朱先生隨著學校到了長沙，許多先生在衡山過了另一種生活。朱先生觸發了舊時的興趣，清新的篇什，頗傳誦一時。

　　不到一年，長沙的臨大改為聯大，大家都又奔波到了昆明。因為初到時的生活的凌亂，我們失掉了從容坐下來談話的心情。不久，我又因為可笑的文字禍而離開昆明到重慶。因為是抗戰才開始，大家的生活秩序雖然受了影響，可是身心都沒有大的變化。

　　最叫我驚訝的，卻是我在二十九年二次到成都的時候，適逢朱先生休假，也在成都。我去看他，他的頭發像多了一層霜，簡直是個老人了。沒想幾年的折磨，叫人變了樣!有些老朋友見了我也說我蒼老了，我還想辯護。可是看看朱先生，我連說蒼老也不敢了。——怕傷他的心!

　　他住的地方是成都東門外的一座古廟。我們也曾喝著他的好茶，可是心情完全不對了。他的工作依然緊張而有秩序。桌上擺著十三經注疏。他那《經典常談》——一部可稱道的書，用著最親切的語言，報道著最新的專門成績——就是這時完成的。另外，《精讀指導舉隅》、《略讀指導舉隅》大概也完成于此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