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窮，上學晚，到初中時已經十六七歲，算是青年了吧。

　　年輕氣盛應當說是毛病。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因為什么沖撞了我們的班主任丁老師。他讓我站在講臺上面對全班同學做檢討。我的頭就“嗡”的一下大了，一來認為自己并無多大過錯，二來覺得太丟面子。丁老師還是堅持自己的做法，只是允許我準備個檢討的稿子。這就越發激起了我的心火。我寫了一首詩，其中一句我現在還記得很清：

　　啊，丁老師，

　　真好！

　　你好像幫我

　　打走了

　　咬住我不丟的

　　一條狗！

　　我當時大不咧咧的走上講臺，掏出稿子，念了《感謝老師》的題目，臺下的同學們就竊竊私語，說這哪兒像檢討呀？那句詩竟然引起了哄堂大笑丁老師氣得滿臉通紅，他簡直是吼著叫我下去，到他的房子里去……

　　我暗暗發誓，永不想見這位老師。

　　真巧，第二學期，我們的班主任就換成了王老師。

　　那時候學校開展勤工儉學。我們班在學校西邊的一塊空地里辦起個小型磚瓦廠。王老師見我矮矮的個子又胖乎乎的，不讓我參加磚廠勞動，也不知他從哪兒弄來一群小白兔，讓我來養。我就忒喜歡王老師，把養兔看作比學習還重要的事情。為了向王老師表現自己的積極，我擬定了“養兔三化”，即養兔規律化（一日三餐）、兔籠衛生經常化（每日清理糞便并沖洗）、兔子防疫定期化（每周消毒，每季查疫）。我果然得到了王老師的寵愛，他說我將來會有出息的。

　　我越發討厭丁老師，碰見他也不打個招呼。有時在公眾場合，我故意討好王老師給丁老師看。

　　那年秋季，學校組織學生去參觀鹵泊灘開發，并要求寫觀后感。當時丁老師是學生會的輔導老師，他建議學生會辦一期壁報，選登一些寫得好的稿子。參觀回來的那天下午，我洋洋得意地敲著碗筷去吃飯，碰上了丁老師，他笑嘻嘻的問我，“啥事把你高興的？”我臉“刷”的一下紅了，想到自己和他鬧的那別扭。丁老師過來拍拍我的肩膀，很誠懇的說，“我知道你的作文寫得好，這回可得給壁報上貢獻一篇哦。”說完，寧身走了，卻又叮嚀，“別誤了事，啊！”

　　丁老師的豁達大度從此就影響著我，一輩子也忘不了。

　　我當時暗下決心，這篇稿子，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鹵泊灘離我們村不遠，我們常去灘里挖野菜。我滿懷激情，寫起來覺得很熟悉很順暢。我的那題目就叫《鹵泊行》。我比喻過去的鹵泊灘是狼窩，遍地是雜草，到處有盜賊；我歌唱現在的鹵泊灘，就像是年輕一代，必將創造出美麗的未來。

　　丁老師拿著稿子，非常滿意。他高興的去找給我們代文學的課的劉老師。劉老師也說寫的很生動。我的稿子登在壁報的頭條位置。我從這兒就做開了文學夢。

　　我深深地體會到丁老師為人師表的真誠和品質的高貴。

　　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丁老師被下放回農村了。

　　我復員回來想去看他，卻聽說他從不接待任何來訪者。我便沒了勇氣，我總愧疚著和他的那場不愉快情形。

　　（二）

　　我們上初中那陣，語文分成文學和漢語兩門課。給我們班代漢語的是常老師。他年歲較大，約莫有50歲吧。他個兒不高，留著大背頭，很斯文的樣子卻倒和氣，對學生總是笑嘻嘻的，很客氣。他進教室，同學們起立喊“老師好”，他回答“同學們好”時，眼睛里似乎含著淚花，不住的點頭，手勢示意大家趕快坐下。我們老覺得常老師心里好像有啥事，好像有種自卑感。

　　他教書很認真，課堂上總是不斷地問同學們“聽懂了嗎”大家背地里管他叫“聽懂了嗎”有一回，他偶然發現我寫了很多遍聲母和韻母，立即表揚，說“這就叫圖精學意，我要給這娃加分呢”。那時學習成績實行積分制，平常的學分很重要。同學們雖然覺得我的這100分來得好容易，但學習漢語的自覺性普遍提高，成績當然也好。常老師追求的正是這樣的效果。

　　后來我們才吃驚地知道，常老師是個“戴帽”的歷史反革命。于是同學們說，怪到來他總是那么規矩。

　　我們的地理老師是從“榮校”調來的，我們覺得他懂的政策多。他這人也挺幽默，愛和學生開個玩笑什么的。那回，他讓我給他幫忙，他要制作一套歷史教學幻燈片，刻解說詞的任務交給我。我寫著寫著，冒咕咚問老師，“啥叫歷史反革命？”

　　“小娃家的問這么沉重的問題干啥？”劉老師趕緊岔開話題。

　　我傻不嘰的又問，“反革命還能教書？”

　　劉老師半天不吭聲。一會，他指著幻燈片上秦始皇的畫像問我，“知道他是好人還是壞人？”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秦始皇是個暴君呀！”

　　劉老師看了我一眼，偏偏又說，“可他統一了六國，建立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歷史人物……”

　　我迷惘的望著劉老師，不懂他說的話。

　　劉老師像是講歷史課那樣，他說道，“暴君，說明他的脾性和為人；而他的歷史功績卻是抹殺不掉的。功不能掩過，過不可淹功……”

　　哦，我漸漸明白了，劉老師給我講的是看人要全面的道理。

　　我竟然莫名其妙的大膽的說，“常老師是個好人呢！”

　　劉老師笑了。

　　后來常老師還是被調走了。據說是到鄉下去籌建一所初中。我們明白，那是給了他一個該改造世界觀的機會。

　　我們再也見不到常老師了。

　　（三）

　　給我們教文學課的柳老師就像是個文學家。他文質彬彬的，走起路來慢騰騰，雖說沒有戴眼鏡，可他那眼睛炯炯有神，像是閃著才華。他的課也教的特別好。每篇課文他都要先給學生念一遍，其實那是朗誦，帶著飽滿的感情，很講究節奏，緊緊地吸引著同學們。他的講解，更是引經據典，既生動又深刻。大家都愛上文學課。

　　聽說柳老師是個“右派”，同學們都很吃驚。因為上小學的時候，老師教過一首歌，“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他說好呀，背后來破壞……”同學們都敢肯定，柳老師起碼不是妖怪，他也不會背后破壞。后來聽說，在“反右”中他畫了一幅漫畫，配了一首詩，諷刺當地農村婦女的一個不好的習慣。我現在還清楚的記得那首詩，“東方劉集街，風俗習慣壞。天還不算冷，圍巾頭上戴。只露兩只眼，活像大妖怪。”這就惹下了麻煩，批斗他，讓他交代誰是大妖怪。

　　他那個右派呀，當的實在是有點冤。所以并未影響他在老師中間的威信和學生們對他的愛戴。

　　可是因為我，又讓柳老師受到了批判。

　　文學課每兩周一次作文，柳老師很重視，他說作文是學習文學的真本事。每個學生的每篇作文，他都很認真地批閱，好的給予圈點肯定，差的逐字逐段指出不足。他的評分也嚴格，不叫好的沾沾自喜，莫讓差的自暴自棄。除了配合形勢，他怕學生把握不準，由他出題目而外，他經常讓學生自命題目。柳老師的體會是，作文關鍵就是要學會選題和擬題，培養學生的作文興趣，鍛煉作文的思路

　　一次，柳老師帶我們去一個農村的水利工地觀察，要求回來自擬題目寫篇作文。我在工地聽說，一對青年在工地談戀愛，決定元旦在工地舉行婚禮。我的筆興大發，以《元旦花》為題，寫了一篇跟故事一樣的作文。柳老師看了很高興，說我寫的這是小說，很成呢。他給了我很高的評語，“筆下秀麗，意境開闊，只要努力，將來在文學上必有造就。”

　　啊呀，這是典型的“教書不教人”。縣上的教育檢查組發現了這個批語，上綱上線，把問題看的很嚴重，通報了全縣教育界。取消了柳老師教文學課的資格。

　　這事讓我悔恨了一輩子。尤為讓我汗顏的是，我在文學上并沒有多大出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