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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一詞，在古代代包括“姓”、“名”、“字”三個部分，三者各有各的性能和作用，是三個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整體。

　　古人剛生下不久就有了名，長大以后要取字，兩者相連，通稱名字。關于二者的作用，清朝人王應奎曾說：“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意思是說，名是用來區分彼此的，字則是表示德行的。二者性質不同，用途也不大一樣。一般說來，古時候，名是階段性的稱呼，小時候稱小名，大了叫大名。等有了字，名就成了應該避諱的東西，相稱時也只能稱字而不稱名。

　　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盡管用途不盡相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系的。古人大多因名取字，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如三國時的名將張飛，字翼德，在這—名字中， “飛”是名， “翼德”則是對“飛”的解釋，因為 “飛”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動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名與字之間也有聯系，即“居易”是因，“樂天”是果，只有居處安寧，才能知命而樂天。

　　古人的名有多種種類，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們取字非常簡單，往往只取一字，與“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齡階段的字相連。如孔子弟子顏回字子淵，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這些名字中的“淵”、“牛”、“弓”就是他們的字。當然，有些人取字時干脆只用一字，不加別的字辭，如陳勝字涉，項羽字籍等即是。東漢以后，人名取字才越來越講究，情況也越來越復雜。人們在有了名以后，往往把取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取字時注重效法古人，取字“士則”、“思賢”、“師亮”等等;有些人則寄托對當事人的`厚望，取字“溫叟”(長壽不天)、“永全”等等。這些，無不含有深刻的意義。

　　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取號以代替名字。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取號。對此，《周禮》解釋說，號為“尊其名更為美稱焉”，意思是說，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早期的號具有這一特點，有號的人多是那些圣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蠡別號鴟夷子皮等。先秦時期有名字又有號的人并不太多，至秦漢魏晉南北朝時，取號的人仍不很多，名載史籍者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樸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封建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取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皆屬此類。到了宋代，取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的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將個個都有別號，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明清人更把取號視為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正如清人凌楊藻在《蠡勺編》一書中記載的那樣，其時“閭市村壟，嵬人瑣夫，不識字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則必‘水’，伯‘松’則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嫠媼也”。甚至一些落草為寇的盜賊也有別號。如上述書中舉了一個縣官審案的例子，就十分能說明問題。這一例子說，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竊案時，責難犯人為自己開脫罪責，犯人突然說道：“守愚不敢。”縣官不解其意，一問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別號。

　　在用字上，取號與取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數多少的限制。從已知的歷代別號來看，有2字號，也有3字、4字號，甚至還有10余字、20余字的別號。如清代畫家鄭板橋的別號就有12字，即“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至于宗教界的一位叫釋成果的法師，別號的字竟達28個之多，即“萬里行腳僧小佛山長統理天下名山風月事兼理仙鶴糧餉不醒鄉侯”。一個人的別號竟然用了近30個字，真可謂古今一大奇觀。

　　因為古人取號有較大的隨意性，并且不必加以避諱，因此，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飽受文字獄和避諱之苦的明清人，促使他們在名字之外更取別號來表現自己。當時的大多數人都取一個別號，但有些人的別號也有好幾個。如清初畫家石濤法名弘濟，別號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滌子、瞎尊者，達4個之多。

　　綜上可知，我國古人的稱謂遠比現代人復雜，他們有姓名又有字、號。這種姓名字號的并存，既適應了當事人不同年齡階段和不同情況下的需要，也為中國的姓名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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