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編為你帶來的阿累《一面》課文的寫作背景，希望對你有幫助。
一、作品原文
《一面》
一九三二年，就是一·二八那年的秋天我在上海英商汽車公司當賣票的。
一天中午，我趕到虹口公園去接班，天空正飛著牛毛細雨，六路車早班的最后一趟還沒回來——還要等半個鐘頭的樣子。心里想：到內山書店去吧，在那里躲一會兒雨，順便歇歇也好。因為接連一個禮拜的夜班，每天都要在車上搖晃十一個鐘頭，已經使我困軟得象一團棉花了。
店里空蕩蕩沒有一個顧客，只有店后面長臺子旁邊有兩個人用日本話在談笑。他們說得很快，聽不清說些什么。有時忽然一陣大笑，像孩子一樣的天真。那笑聲里，仿佛帶著一點“非日本”的什么東西;我向里面望了一下——陰天，暗得很，只能模糊辨出坐在南首的是一個瘦瘦的，五十上下的中國人，穿一件牙黃的長衫，嘴里咬著一枝煙嘴，跟著那火光的一亮一亮，騰起一陣一陣煙霧。
我把帆布袋，夾剪，票板放在一個角落的地板上，開始翻南面一排社會科學雜書。翻了一會，覺得沒有什么適意的，就踱到北面。
門外，細雨煙似地被秋風扭著卷著，不分方向地亂飛。店里冷得象地窖一樣，冷氣從褲管里向上鉆。忽然，我看見架上橫排著一列中文的《毀滅》。《毀滅》?我記得一本什么雜志上介紹過，說是一本好書。看一下那書脊，赫然印著“魯迅譯”三個字，我便象得到了保證似地，立刻從書架上抽下一本。
我先看那后記(我讀魯迅先生的書，一向是這么讀法)，但是看完第一面就翻不開了：書沒有切邊。一個矮小而結實的日本中年人——內山老板走了過來。 “先生，這本書多少錢?”對于同情中國的內山老板，我總是帶著敬愛和感激叫“先生”的，雖然并沒有什么根據。
他殷勤地點頭，嘴里“Ha,ha,”著，接過書翻了翻底頁： “一塊四。” 一杯冒著熱氣的茶放在我左手的桌角上了。像我，穿著一身黃卡嘰布的工人制服，嵌著“ ConductorX X”藍磁牌的制帽歪戴在后腦勺上，平素看慣了西裝同胞的嘴臉，現在忽然受著這樣的優遇，簡直有點窘了起來。
我不好意思地笑一下，鞠了一個“半躬”，摸摸里衫上的袋袋——里面只剩一塊多錢，那是我和一個同住的失業工友那幾天的飯費。我有些懊悔自己的莽撞了。我紅了臉說： “貴了。”
他沒有注意到我的窘相，揚著眉毛，一半正經一半好像故意逗人笑似地用他那肥厚的手掌在書上拍一拍，又用粗短的手指“嗤啦嗤啦”捻那張灰綠色厚布紋紙的封面： “哪里貴?你看這紙……”
很厚的'洋紙，印得很清楚，相當厚的一大本書。摸在手里，有一種怪舒服的感覺。
“你買一本吧，這書是很好的。”
我真躊躇起來了;飯是不能不吃的，然而書也太好了，買一本放在床頭，交班回來，帶著那種軟綿綿的疲倦躺著看這么幾十頁，該多好!我摩挲著那本書，舍不得丟開，也不說買，不買。
內山老板大概這時看出點什么苗頭，就笑著回頭對里面說了一句日本話，原先和內山說話的那個老人咬著煙嘴走了出來。
他的面孔是黃里帶白，瘦得教人擔心，好像大病新愈的人，但是精神很好，沒有一點頹唐的樣子。頭發約莫一寸長，原是瓦片頭，顯然好久沒剪了，卻一根一根精神抖擻地直豎著。胡須很打眼，好像濃墨寫的隸體“一”字。
“你要買這本書?”他看了我一眼。那種正直而好心腸的眼光，使我立刻感到身上受了父親的撫摩，嚴肅和慈愛交綜著的撫摩似的。
“是的。”我低低地說。
他從架上扳下一本書來，版式紙張和《毀滅》一模一樣，只是厚一點點，封面上印著兩個八分體的字：《鐵流》。
他用竹枝似的手指遞給我，小袖管緊包在腕子上： “你買這本書吧——這本比那一本好。”他是誰?對這樣一個平日被人輕視的工人那樣誠懇的勸告?我一進門的時候原就有點疑惑;現在更加疑惑了，雖然猜不出是誰，但自己斷定：一定是一個不平常的人。
我一翻那定價：一元八角!
“先生，我買不起，我的錢不夠……”我的話低得自己都聽不見了，我不知道怎樣才好。
我低了頭——頭腦里轟隆轟隆的。我不敢看他的臉。我只聽見一個聲音在問我：
“一塊錢你有沒有?一塊錢!”
“有!”我抬起頭，頓時恢復了勇氣。
“我賣給你，兩本，一塊錢。”
什么?我很驚異地望著他：黃里帶白的臉，瘦得教人擔心;頭上直豎著寸把長的頭發;牙黃羽紗的長衫;隸體“一”字似的胡須;左手里捏著一枝黃色煙嘴，安煙的一頭已經熏黑了。這時，我忽然記起哪本雜志上的一段訪問記——
“哦!您，您就是——”
我結結巴巴的，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一定是他!不會錯，一定是他!那個名字在我的心里亂蹦，我向四周望了一望，可沒有把它蹦出來。
他微笑，默認地點了點頭，好像我心里想就要說的，他已經統統知道了一樣。
這一來不會錯了，正是他!站在前進行列最前面的我們的同志，朋友，父親和師傅!憎惡黑暗有如魔鬼，把一生的時光完全交給了我們，越老越頑強的戰士!我又仔細地看他的臉——瘦!我們這位寶貴的戰士的健康，差不多已完全給沒有休息的艱苦工作毀壞了。他帶著獎勵似的微笑，對我說明： “這書(指著《鐵流》)本來可以不要錢的，但是是曹先生的書，現在只收你一塊錢本錢;我那一本，是送你的。” 我費力地從里衫的袋里(公司為防止我們“揩油”，衣衫上一只袋都沒有縫)掏出那塊帶著體溫的銀元，放到他的手里——他的手多瘦啊!我鼻子里陡然一陣酸，像要哭出來。我恭敬地鞠了一躬，把書塞進帆布袋，背起便走出書店的門。
這事現在已經隔了四年;在這四年里，我歷盡了艱苦，受盡了非人的虐待，我咬緊了牙，哼都不哼一聲。就是在我被人隨意辱罵、踢打……的時候，我總是昂著頭。我對自己說：
“魯迅先生是同我們一起的!”
這樣我就更加堅強起來。
現在，先生是死了!我們不愿恣情地悲痛，這還不是我們恣情悲痛的時候;我們也不愿計算我們的損失，這是難于計算的;前面是一條路，先生沒有走完就倒下了，我們只有踏著他的血的足印，繼續前進。
在前進中，我不能自已，寫下了上面的話。
一九三六年十月
二、寫作背景
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舉國上下，人們用各種方式表達沉痛的悼念。阿累和魯迅僅見過“一面”，但魯迅的外貌和言行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能從小見大，表現出魯迅熱愛勞動人民和關懷進步青年的高尚品格，而阿累作為青年一代，期望踏著魯迅的足印繼續前進。
三、作者簡介
阿累,真名朱凡,原名朱一葦，當代哲學家、小說家、散文家,1909年1月出生,江蘇漣水縣人.在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上海立達學園、同文書院學習過，最后畢業于上海藝術大學。1931年參加反帝大同盟。1932年參加“左翼劇聯”，同年8月考進上海英商公共汽車公司當售票員，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年因參加工人罷工被捕判刑，1935年經人保釋出獄，后赴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共產黨活動，被官方獲悉，迫令出境。1936年夏返上海，從事寫作和翻譯。1937年抗戰開始，參加新四軍，一直在部隊和地方做文教和行政工作。解放后，歷任湖南革命大學副校長、省文教廳長、省委宣傳部部長、湖南大學校長，1983年離休，直到1987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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